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就业变动.docxVIP

? ?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就业变动 ? ? 　　在2001年12月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中国进入了新一轮快速的贸易自由化阶段，期间企业面临的中间品关税率由人世前的16.5%下降至2007年的7.5%，降幅高达54.4%。①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的就业经历了大量的就业创造与就业破坏，就业的变动幅度远远高于中欧、东欧和俄罗斯等转型国家（Dong Xu，2009；马弘等，2013）。那么由此引发的问题是，这一时期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对我国制造业就业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就理论上而言，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至少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影响就业：②其一，中间品贸易自由化降低了企业对于中间品的进口成本和交易成本，同时还可使企业从国外获得更多种类的高质量中间投入品，这有利于增强企业的成长能力与产出扩张进而影响就业（Angelini Generale，2008；Goldberg et al.，2010；盛斌和毛其淋，2015）；其二，根据传统的两部门H-O-S理论，国际贸易会改变一国原有生产过程中要素投入的比例，从而会对劳动要素的需求产生影响（毛日昇，2013），据此，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引致的中间品进口变动可能会通过改变要素投入比例进而影响就业。 　　对于贸易自由化与就业的关系，尽管现有文献已有所涉及，但基本上是在国家层面或行业层面进行探讨，同时大多数文献只是考察了贸易自由化与就业总体变动之间的关系（Krugan，1983；Greenaway et al.，1999；俞会新和薛敬孝，2002；周申，2006），而鲜有分析其对就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比这些文献更进一步的是，本文以中国加入WTO为背景，利用2000-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生产和贸易数据，在微观层面深入研究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就业总体变动以及结构变动的影响。③为了有效地识别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就业变动的作用，我们把中国加入WTO的政策冲击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将制造业中从事一般进口贸易的企业作为处理组，将从事加工进口贸易的企业作为对照组，④进而构造倍差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DID）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我们得到的基本结论是，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的就业净增长，并且是通过“提高就业创造”和“降低就业破坏”两个渠道同时起作用的，其中前者的影响程度相对更大。 　　本文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丰富和拓展了已有的研究。第一，在研究方法上，以中国加入WTO作为政策冲击，在一个准自然实验的框架下，通过构造倍差法模型来识别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就业变动的微观影响，较好地解决了以往研究中所可能面临的内生性问题。第二，在研究视角上，考察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就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即把企业就业净增长分解为企业就业创造（job creation）与企业就业破坏（job destruction），除此之外，我们还研究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就业广延边际变动（或企业退出）的影响。第三，不仅关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就业变动的平均影响，而且还研究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不同生产率企业的异质性影响。第四，考虑到中国各地区制度环境存在显著差异这一事实，在研究中还引入了地区制度环境指数，发现良好的地区制度环境强化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就业变动的影响，而既有的研究贸易自由化与就业的文献大都忽略了地区内部制度因素的作用。第五，本文还进一步考察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就业再配置与行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发现就业再配置效率的改善是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促进制造业总体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渠道。 　　二、文献综述 　　已有不少文献探讨了贸易自由化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其中早期的研究大多数是在国家或行业层面展开的。例如，Krugan（1983）以15个发展中国家为样本，实证考察了贸易政策对就业的影响，结果发现贸易自由化在长期对就业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Greenaway et al.（1999）利用英国制造业行业层面数据考察国际贸易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他们发现，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都显著降低了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需求。俞会新和薛敬孝（2002）研究了中国贸易自由化对工业就业的影响，但所得的结论与Greenaway et al.（1999）不同，他们发现进口贸易自由化对工业就业的影响不显著，而出口贸易自由化促进了工业就业的增加。此外，周申（2006）还在行业层面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对劳动力需求弹性的影响，结果认为进口贸易自由化有利于提高劳动力需求弹性。 　　随着微观数据可获得性的提高，学者们逐步开始在企业层面研究贸易自由化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其中，Mouelhi（2003）利用突尼斯1983-1994年企业数据，在微观层面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就业的影响，结果发现，关税以及非关税壁垒减让在总体上提高了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