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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品贸易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福利效应
基于理论与量化分析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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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4日,美方宣布将就进口自中国的多类总价值达500亿美元的产品加收25%的关税,并公布加征关税清单;当日下午,作为反击,中国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同样涉及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新一轮中美贸易摩擦正式开启。
近年来,随着中间品贸易在全球贸易中重要性的逐步提高(Johnson and Noguera,2012;Koopman et al.,2014),有关中间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研究越发受到密切关注(Amiti and Konings,2007;Bas,2012)。而对中国而言,其进口产品中,中间产品进口占极大的比重。①可以说,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于促进中国更主动有效地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从中间品贸易的角度来探讨此次中美两国贸易摩擦的后果及其对各自福利水平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②本文便旨在从中间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角度,通过构建相应的理论模型,并利用量化分析方法,探讨中美贸易摩擦对两国福利水平的影响。
基于中美两国中间产品贸易的有关特征,本文提炼出以下两个典型事实:①中间品贸易在中美两国贸易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两国进口的产品中绝大部分产品均为中间投入品;但相对而言,中国中间产品的进口份额要远大于美国中间产品的进口份额。②就中美两国贸易来看,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产品中,中间产品占绝大多数,且显著高于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中间产品占比;而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最终产品份额则显著高于中国从美国进口的最终产品份额。同时,从此次贸易摩擦中,中美两国公布的前期对对方国家加征关税产品清单来看,中美两国对对方国家加征关税产品清单中,所涉及产品除部分最终消费品外,中间产品均居大多数。那么,中间品贸易在中美两国贸易摩擦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将会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通过在Melitz and Ottaviano(2008)的基础上融入企业进口行为,本文构建了一个可变利润加成的异质性企业模型,具体探讨了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关税下降对一国总体福利水平的影响。理论模型的一般均衡分析结果显示,当一国进口最终产品关税降低时,该国福利水平将会恶化,而当进口中间投入品关税降低时,该国福利水平则会得到改善。进一步从量化分析的角度对中美贸易摩擦对两国福利水平的影响进行评估后发现,量化分析的结果进一步支撑了理论模型的预期。首先,美国单方面提高进口中间产品关税,会恶化其福利水平,而提高最终产品关税,则会改善其福利水平。其次,受中间品贸易的影响,单边情况下——当美国单方面对其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加征关税时,中美两国的福利水平均会发生恶化;与单边情形相比,当中美贸易摩擦全面升级——两国均对来自对方国家的进口产品加征25%的关税后,两国福利水平会进一步受损;相较美国而言,两种情况下,中国福利水平的恶化程度均更为严重。
与本文研究最为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两类。一类为有关中间品贸易的研究。例如:Amiti and Konings(2007)、Gopinath and Neiman(2014)等的研究发现,进口更高质量的中间产品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③Amiti and Khandelwal(2013)、Bas and Strauss-Kahn(2015)、Fan et al.(2015)等的研究表明,中间投入品关税的下降有助于促使企业提高其产品质量。Goldberg et al.(2010)、Feng et al.(2012)和Fan et al.(2017b)等的研究则显示,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提高企业出口绩效、扩大企业出口产品范围及多产品企业的成本加成调整等方面起着较大的作用。这些研究均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并论证了中间产品贸易自由化的重要性,但大多从实证方面进行考量,鲜有从量化分析的角度进行研究。另一类则为量化分析法在贸易问题研究的应用。由于量化分析法可以更加精确、有效地分析和预测将实施的各种政策的预期效果,近年来,这一方法正越来越受到国际学者的普遍采用。例如,Caliendo and Parro(2015)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例,分析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后由于外生关税变化对福利变化的影响;Ossa(2014)和Alvarez and Lucas(2007)讨论了最优关税下的贸易利得;Hsieh and Ossa(2016)分析了中国生产率增长对1992-2007年间14个主要国家和4个主要国际区域福利水平的影响;Di Giovanni et al.(2014)则使用Ricardian-Heckscher-Ohlin模型量化分析并评估了中国贸易一体化及技术进步对75个国家福利水平的影响。不同于以往国内有关学者的相关研究,本文是国内第一篇从中间品贸易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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