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预期寿命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docxVIP

? ? 主观预期寿命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 ? ? 　　自2000年步入老龄化社会以来，我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加速增长。①截至2016年末，65周岁及以上人口数已增至1.5亿人，约占全国总人口数的10.8%。②相比1953年4.4%的老年人口比例，年均增加0.1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的直接原因包括出生率的下降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增长两方面。“全面二孩”政策已实施近两年，但出生人口数量远不及预期。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医疗卫生条件的不断提高，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表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由1981年的67.9岁提高到2016年的76.5岁。③可以预见，未来我国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将进一步上升，社会和家庭的养老负担加重，由此引发的养老保障问题不容小觑。我国实行国家、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在现行制度下，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持续下行，已经不堪重负。以企业年金为主的第二支柱受制于企业的参与意愿，推进较为缓慢。因此，以个人储蓄为代表的第三支柱应予以重视和大力发展。储蓄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既包括现金、银行存款、政府债券等无风险资产，也包括股票、基金等风险资产。中老年居民占有的社会资本和财富较多，通过合理配置家庭资产，持有风险资产投资组合，可以更好地平滑消费，增进家庭效用，为晚年生活提供更加坚实的物质保障(饶育蕾和朱锐，2014)。 　　主观预期寿命通过投资期限效应、提升认知能力等多种途径影响家庭的资产配置。经典理论认为，投资者的最优资产配置方案与投资周期的长短密切相关(Barberis，2000；Campbell Viceira，2002；Bec Gollier，2009)。一方面，对微观个体来说，投资周期不可避免地受制于自身寿命的长短，投资周期通常与自身寿命相匹配。纵观历史数据可以发现，随着投资周期的延长，股票类资产获得正收益的确定性明显增强，且在波动性上显著小于短期投资。对于主观预期寿命较长的投资者来说，长期持有股票是较好的投资收益来源。另一方面，较长的投资周期通常与较高的风险偏好程度相关，进而影响家庭的资产配置(Bovenberg et al.，2007)。主观预期寿命的增长会促进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并增加风险资产的配置比例。遗赠动机的存在会降低投资期限效应的影响，强化个体的风险规避倾向，进而削弱主观预期寿命增长对家庭持有风险资产的正向影响。 　　那么，作为微观个体做出经济决策的事先约束，主观预期寿命是理性的吗？在中国，中老年居民主观预期寿命的增长如何影响家庭的资产参与决策和资产需求决策？随着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不断上升，遗赠逐渐成为普遍现象，这一行为又会对家庭资产配置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运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年、2013年和2015年的数据，分析主观预期寿命与中老年居民家庭资产配置的关系，并由此提出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国内外学者对影响家庭资产配置的因素展开广泛讨论，主要可以分为家庭人口特征因素、背景风险因素、社会因素和主观因素等四大类。第一，家庭人口特征因素包括年龄、性别、生命周期等自然属性变量(Poterba，2001；Poterba Samwick，2003；Guiso Jappelli，2000)，以及受教育程度、金融知识、住房、财富状况等社会属性变量(尹志超等人，2014；吴卫星等人，2010；Guiso et al.，2003)。 　　第二，背景风险包括劳动收入风险、健康风险等个人不可控制的风险。Angerer Lam(2009)发现当家庭面临较高的收入风险时，参与风险资产投资的可能性更低。Rosen Wu(2004)和Cardak Wilkins(2009)分别利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健康状况不佳会降低居民参与风险资产投资的可能性和比例。除此之外，中国学者也就健康状况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展开实证研究，但得出的结论并不统一(雷晓燕和周月刚，2010；何兴强和史卫，2014)。 　　第三，社会因素更加关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Hong et al.(2004)指出，社会互动通过观察学习和谈话兴趣两种渠道影响金融市场参与决策。李涛(2006)认为，社会互动是个体投资者在参考群体的投资选择时所受影响的外部性，通过内生互动和情景互动影响个体的投资决策。实证结果表明社会互动和信任对居民参与股市产生正面影响。 　　第四，主观因素主要包括个人的风险态度和主观评价。Guiso Paiella(2008)认为风险厌恶程度较高的居民参与股市的可能性较低。但李涛和郭杰(2009)发现，居民的风险态度对参与股市的决策没有显著影响，并将其归因于社会互动削弱了居民对股票投资风险的主观感知。最近，一些国外学者开始关注主观评价对行为决策的影响，主观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