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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技术采纳差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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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的深化和农业技术的持续进步,我国农业综合生产力和粮食产量有了显著提高,但是家庭承包经营背景下农户耕地长期过度开发利用,导致耕地质量下降、土壤肥力流失,农业生态环境不断恶化。21世纪以来,国家大力推广土地整理,实施保护性耕作、地力培肥等措施,以提高耕地质量水平。例如,2002年以来每年投入3000万元推广保护性耕作示范;原农业部、财政部从2008年开始实施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项目,采用技术和物资补贴方式鼓励农民施用有机肥,提升耕地有机质含量,同时对有机肥免征增值税;2012年原国土资源部发布《关于提升耕地保护水平全面加强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的通知》,从制度建设、经济激励、技术支持、信息管理等多种途径加强耕地质量建设。特别是“十三五”以来,国家高度重视耕地质量保护工作。一是加强耕地质量保护制度建设。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对耕地保护制度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提出要“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完善耕地保护补偿机制”。二是转变农业补贴政策导向,加强农业生态系统保护。2016年国家提出三项补贴政策改革,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鼓励各地创新方式方法,引导农民综合采取秸秆还田、深松整地、减少化肥农药用量、使用有机肥等措施,加强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自觉提升耕地地力。
2015年全国耕地质量等别调查与评定的20.26亿亩耕地中,耕地平均质量等别为9.96等,中低等地累计面积占比较高(70.53%),西部地区耕地质量等别低于全国水平①,耕地质量等别总体偏低,严重制约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户作为耕地利用和投资的主体,是耕地保护最基本的决策单位。如何调动农户耕地保护的积极性,引导农户积极采纳耕地质量保护技术,对我国耕地质量保护和建设至关重要。随着农村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相分离,土地流转规模迅猛增加,加强流转耕地质量保护更显重要。耕地转入方已成为耕地生产经营的重要主体,有必要深入研究耕地转入方的耕地质量保护技术采纳行为。
一、相关文献综述
现有研究发现,农地产权制度通过影响农民生产行为而影响耕地生态环境[1],而农户耕地保护行为关键取决于耕地保护投入是否能得到补偿[2]。国内学者关于土地流转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影响的研究结论不一致。有学者认为,“三权”分置推动土地流转和耕地规模经营,稳定的土地使用权有助于改善农地土壤的长期肥力,但是转入耕地农户未能获得土地的长期使用权,在农业生产中更倾向于短期行为;农地流转制度不完善使农户丧失土地投入的积极性,农户之间的非正式土地流转容易造成农地土壤长期肥力的衰退,造成耕地资源破坏和面源污染问题[3-4]。例如,杨柳、吕开宇、阎建忠发现,农户在承包土地上的投资略高于在转入耕地上的投资,农户在转入耕地上的秸秆还田投资少于承包地[5];农地价格机制尚不完善,农地流转权越自由,农户越不愿意实施耕地保护行为[6]。也有学者认为,现阶段农村土地流转主要从生产低效率农户流入生产高效率农户[7];提高流转农地的稳定性可以正向激励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8];通过土地流转增加农户的土地存量,扩大经营规模,有利于农户应用农业环境友好型生产技术[9];随着流转市场化程度的深入和完善,转入耕地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会有所增加[10]。在农户耕地保护认知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转入耕地农户更有意识进行耕地保护[11]。
现有文献主要关注农户对保护性耕作技术、农田土壤管理技术、环境友好型技术、生物防治技术等某项技术的采纳,尚缺乏对农户耕地保护技术采纳的综合性、系统性分析。总体而言,农户技术采纳的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农户个体特征及家庭因素、耕地特征等内部因素,以及教育培训、农业信息、补偿政策等外部因素。就内部因素而言,学者们发现,农户年龄和受教育水平对稻农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的影响正向显著[12-13];户主文化程度、户主为村干部、家庭人均收入等显著影响了农户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行为[14];兼业分化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行为具有显著负向作用,但这种负向效应随着兼业程度加深而减弱[15];家庭资源禀赋、农业经验和知识、信息获取、社会资本和家庭劳动力的可用性是影响农民土地管理投资的主要因素[16];经营规模、期限、农业劳动力数量等因素对农户耕地保护行为有重要的促进作用[17]。就外部因素而言,学者们发现,国家政策和农业收益是农民生态友好型农田土壤管理技术采纳决策的重要因素[18];罗小娟等通过构建农户生物—经济模型,模拟了教育与培训、税收、补贴等五种农业与环境政策对不同类型农户环境友好型技术选择的影响[19];农户之间的持续沟通以及农学家、推广机构和科学家对农户参与土壤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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