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贫困影响因素研究.docxVIP

? ? 主观贫困影响因素研究 ?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推进扶贫开发，特别是随着《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的实施，农村居民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扶贫开发是长期历史任务，虽然我国的扶贫事业取得巨大突破，但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相对贫困问题凸显，扶贫开发任重道远。《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指出，“我国扶贫开发已经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要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普遍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在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纳入“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把扶贫、脱贫放在共享发展成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地位。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于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明确了“确保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值得关注的是，《决定》不只是强调经济脱贫，还凸出人文关怀，提出开展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脱贫，健全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等。扶贫工作具有阶段性特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从经济脱贫逐步过渡到以全方位提升生活水平为目标。 　　根据马斯洛（Maslow）层次需求理论，物质只是个人的基本需求，还包括安全、情感、尊重和自我实现。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实现个人价值的重要方面。贫困不只是经济上的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不足、物质匮乏，还包括社会层面、精神层面和文化层面，如缺乏受教育机会，在医疗和养老上缺乏必要的保障，没有参与社会决策，英国学者Townsen（1979）将贫困归纳为“在食物、基本设施、服务与活动的缺乏与不足”[1]。贫困并不是单一维度的，而是多维度的，2010年，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与英国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OPHI）联合开发的多维贫困指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MPI）中，采用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3个维度在内的10项指标综合测度贫困水平[2]。贫困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收入较低只是贫困的一方面。个人对自身是否处于贫困状态的判断也是如此，除了个人收入之外，其他方面的属性值也会影响判断，如受教育水平、是否参保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预期收入、发展空间等因素都会影响判断。Koczan（2016）将贫困界定为两个方面，一是客观上的经济贫困，收入难以为继日常生活支出；二是心理上的主观贫困，个人根据财产与收入、教育机会、养老与医疗保障、决策参与等方面对自身是否处于贫困状态的主观评价[3]。主观贫困与客观贫困两者并不等价，相比之下，主观贫困更具综合性，是个人基于自身所有属性值的全方位评价，也是居民对收入分配、教育资源分配、社会保障制度等政策实施效果的总体评价。 　　可以预见，在“精准扶贫”思想的指导下，未来数年内可以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在收入分配中拥有平等的权利是我国传统的价值取向，在解决“寡与贫”的基础上，同时也要向解决“不均与不安”迈进，推进教育机会均等、社会保障全覆盖，提高居民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等。正如Koczan所指出的那样，居民客观上的经济贫困和心理上的主观贫困可能会对改革与发展形成阻力，研究居民的主观贫困程度以及影响因素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有助于实施更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选择合理的改革顺序和沟通方式。基于此，本文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结合2012—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数据对主观贫困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希冀为解决我国的贫困问题提供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当前，关于贫困的研究文献不胜枚举，但主观贫困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对于贫困认识和研究贯穿于人类整个历史，我国在公元前就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观点。对于贫困的研究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在理论上，怎样界定贫困和测度贫困程度；在实践中，怎样解决贫困。贫困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银平均（2008）[4]对贫困内涵的演进作了较为全面的综述，将对贫困的界定归纳为缺乏论、相对剥夺论（排斥论）和不平等论。根据世界银行对贫困的界定，贫困不只是低收入和低消费，还意味着受教育机会的缺乏、健康状况较差，贫困意味着没有发言权、脆弱和恐惧等。阿玛蒂亚·森（2002）[5]是相对剥夺论的代表，贫困不仅是收入低下，还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