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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留史作家函可和其著述考 冯靖可出生在钟鼎家族，在没有名人的情况下开办。在明清骤变中,身在方外,心系家国。罹修私史之祸,流放辽东,在冰天雪窖中,洁身高蹈,茹苦含辛。组织冰天诗社,“尽东西南北之冰魂,洒古往今来之热血”。 他的遭遇可歌可泣。前人曾以其事迹和诗章,砥砺后人,垂训来者。 一九一六年,以“真逸”自诩的陈子砺(伯陶),在辛玄革命后遯居南海之滨,辑撰了《胜朝粤东遗民录》。清朝的遗老,表彰清初抗清的仁人志士,似乎耐人费解。其实不足为怪,无非是寓潜志于他山之石罢了。就是这部《遗民录》。悉心钩考,为函可和尚留下了一篇传记。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割占中国的东北,民族危机日趋深化。谢国桢先生忧国愤世,写了《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书,对函可和尚和他组织的冰天诗社,略有介绍,可惜过于疏简。但其激励气节的用意,今日读来仍跃然纸上。一九四七年又作《清初东北流人考》,对函可事迹的叙述有所展开。上述谢国桢先生的两篇著作,都间有小误。 王在民先生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执教函可家乡的博罗中学,感慨于时,追怀往者,先后写了《函可和尚评传》、《南明诗僧函可考证》和《明末诗人函可和尚年谱》等作。《评传》仅知有稿本。《考证》有油印本传世,惜未得见,《年谱》颇粗拙,有错误。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前人对函可的研究。 函可的一生,反映了清入关后一个时期的时代特点,和清前期的重大事件相联系。真实地叙述其生平事迹、旁及其家族亲友的抗清斗争,对理解清入关后发生的社会骤变,提供一个生动具体的事例,并借以说明评价历史人物必须放在其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中加以研究的必要性。 二 弘光新朝的函 函可的青少年时代,士子的社盟,如云屯雨集。江、浙、闽、粤、赣、鲁、齐、冀的读书人,以文会友,诗酒唱和,始则借以揣摩风气,应付科举,猎取功名;继则抨击朝政,砥砺名节,反对阉党。世风所向,动则一会千人,披靡天下。函可在时代的薰陶下,也纳宾接友,纵谈当时务,有康济天下的志向。广东名流,“复修南园旧社”,“以文章声气,与江南复社相应和”,函可游冶其间。函昰的《塔铭》说此时的函可,“声名倾动一时,海内名人,以不获交韩长公(子)为耻。”函昰函可的终生挚交,法门师兄,统读其悼念函可的诗文,很少虚誉。所以这个评语不可能是过分的溢美。 有几种资料的记载,都说函可自小性近禅机。崇祯十二年(一六三九年)二十九岁,在江西匡山,下发登具,皈依佛门,当了和尚。明季,腐败的政治和动荡的社会,迫使许多苦闷的读书人,跳出红尘,寄身寺庙。清初,有反清思想的衿绅,把出世于释仙,作为一种消极反抗的手段,更大有人在。象函可这样“性好义,豪快疏阔”,以康生济世为己任,恐怕难能六根皆净。在甲申(一六四四年)北京变后的除夕和乙酉元旦的诗篇中,他哦吟“孤僧泪涟”,想思慈母、美人、先皇、故国,对南京的弘光新朝充满了憧憬,幻想清兵不南下,兵销烟静,一副尧天舜日,重译来朝的新天地。此时的函可仍然是太天真了。 顺治二年(一六四五年)的春天,函可“请藏经金陵”,由岭南来到南京,住在顾梦游(与治)家。函可在十六岁的时候,曾经随侍父亲,居住在南京。此次重来,会晤了许多故友新朋。就是此年夏天,清兵渡江,弘光新朝顷刻覆灭。函可在血腥的现实面前,从幻梦中惊醒了。 “魏绛读来成画虎,文山到死愿黄冠。” 此时的函可不再存在着重演魏庄子和戎的幻想,要学文天祥壮志报国了: “空余短剑龙文暗,好付残躯马革寒。” 此时的函可,“亲见诸死事臣”的事迹,对那些慷慨赴义的仁人志士,“皆有挽,过情伤时,人多危之,师(指函可)为之自若”。并写了一部私史,名之曰《变纪》,详细地记载了抗清死难诸臣的事迹。顺治四年(一六四七年丁亥)初,函可利用其父曾是洪承畴的会试房师的旧关系,取得了印牌,南归。不幸,在出南京城城门的时候,遭到巴山守门哨兵的检查,在经笥中搜出这部《变纪》的书稿,还可能有诗稿。函可被拘捕,巴山“疑有徒党,拷掠至数百,但云某一人自为,夹木再折,无二语”。发到洪承畴处鞫讯,“项铁至三绕,两足重伤”。函可始终没有供出任何人。不仅和他志同道合,为他提供写作条件的顾梦游,没有遭到株连,连随从的僧徒今胜等四人,也以“无涉”而免于罹难。函可被械送京师,顺治五年(一六四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流放到沈阳。这件事是清初最早的文字狱。从这件事,让我们知道:清代为防范汉族的反抗,把文化思想上的专制统治,作为民族高压政策的一翼,早在入关伊始,就和民族的血腥屠杀政策,一并推行了。而这部记载南明弘光朝灭亡时,为民族殉难的恸天泣地事迹的信史,由于被清兵搜出,竟永绝人世了。 在函可系狱南京的时候,清兵由福建进广东。顺治三年(一六四六年)十二月下潮州、惠州,破广州。一六四七年(顺治四年)七月,陈子壮、张家玉等名士、函可青少年时期的师友,在广东东筦等地组织起义。函可的族兄韩如琰率领族属参加了这次反清的武装斗争。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