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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丝绸彩绘工艺初探 1 基于彩绘装饰的丝丝纱 中国丝绸装饰是一种古老的织物装饰技术，与中国丝绸绘画有着相同的起源，工艺、材料和技术也非常相似。丝绸彩绘起源甚早,史载上古时期出现的圣王十二章纹样中,有六章是以彩绘装饰的。西汉马土堆一号墓出土印花敷彩纱,唐代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群和法门寺地宫出土彩绘丝绸,是此种装饰工艺在汉唐时代兴盛的实证。然而,迄今为止所见出土数量最多、技术最为完善、图案最为丰富的仍属辽代,中国丝绸博物馆曾对辽代耶律羽之墓出土彩绘丝织品作过鉴定和测试。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辽代是我国丝绸彩绘最为兴盛的时期,辽代之后,彩绘主要集中于丝绸服装的边饰上,而大面积的彩绘就非常罕见了。本文对丝绸彩绘的早期历史作一简单回顾,并对辽代彩绘丝绸的技法和艺术进行重点探讨。 2 画、舞、画、画 丝绸手绘最早的记载,与中国皇族标记“十二章纹”的起源有关。《尚书·益稷篇》:“帝曰: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古代圣王要治理国家,必须要建立一定的法度,所谓“垂衣裳而天下治”。十二章就是只有圣王才有资格在服装上装饰的十二种纹样,即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后世演变为帝王礼服上的专用纹样,一直延用到清代。对《尚书》中的这段记载,虽然历代学者的句读不一,意思也有差异,但一般均认为十二章中,前六章是用彩绘,后六章是用刺绣的方法,将纹样以五彩彰施于服装之上的。 在早期提花工艺尚未成熟的背景下,要达到服装五采皆备的效果,只有彩绘与刺绣两种方法。成书于春秋末战国初的《考工记》,据考证是一部齐国的官书,是记载我国古代手工艺生产技术的重要典籍。该书记载了五种“设色之工”,即“画、缋、钟、筐、(巾荒)”;其中“缋”即“绘”,与“画”的意思接近,都是指用手绘的方法在织物上装饰五彩纹样,所谓“画缋之事,杂五色”。也有人考证说,两者的区别在于“画”要借助“规”、“矩”等工具,而“绘”是徒手描绘。不管怎样,彩绘工艺被记载于《考工记》这一重要的儒家经典之中,说明它是当时常用的一种织物装饰手段。 从商代起,我国出现了较为成熟的提花技术,能织出回纹等花地同色的几何纹样,至迟到东周时期已经出现了织锦技术,能用五彩丝线织出更为复杂的图案,至此,贵族服用的五色高档衣物,已经能够采用技术更为复杂的织锦,以显示其身份地位。在春秋至战国的墓葬中发现过大量刺绣与织锦实例,彩绘较少,可能与地下保存情况有关。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从考古实物中发现手绘丝绸的痕迹。如商代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发现了不少朱砂涂染的绢织物的痕迹,其中明显可以辨认有9例,多黏附在一些贵重、精致的大型器物上,西周早期墓葬的丝织品上也发现过朱砂涂染的痕迹,很可能存在彩绘工艺。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在出土大量织锦、刺绣等衣物的同时,也出土了帛画以及我国最早的印花织物印花敷彩纱。印花敷彩纱采用印花与彩绘相结合的手法,在轻薄的纱地上印绘出藤蔓状花卉,约有五种式样,纹样相似。其中一件色彩有五六种之多,朱红、银灰、粉白、墨黑四色保存完好,都为矿物颜料,着色匀细,固着坚牢。花纹单元呈菱形,据研究分析,藤蔓的灰色曲线是用凸纹版印制的,而朱红色的花、银灰色的叶和蓓蕾、棕灰色的叶子和苞片等,都是印制完底纹后用手工描绘上去的。 隋唐时期的丝绸之路沿线,也发现过一些丝绸手绘织物,说明彩绘作为一种装饰工艺在唐代的兴盛。主要出土地点是楼兰与吐鲁番。2003年在楼兰故城北一号墓出土一件绢地袍衫,年代当在北朝时期,约公元2-5世纪。盘领、窄袖、右衽,剪裁合体,是典型的胡服。袍衫通体用彩绘装饰,纹样为用墨或颜料直接在绢衫上描画而成:在前襟处绘一立佛,下摆处画一法轮,系绦带,佛像与法轮周边绘花卉纹样,可能是莲花等。这件以佛教题材装饰的手绘绢衫可能为冥衣,画上佛像与法轮、莲花等题材,具有为死者祈求冥福的意义。图案虽然残破,但从残存的法轮部分来看,是用工笔手法描绘而成,局部刻划得非常精细。吐鲁番阿斯塔那地区发现的手绘丝绸实例,较早的如1964年阿斯塔那北区第20号墓,出土唐代彩绘绢。黄色绢地,用绛、绿、黑、白、褐等几种色彩绘出宝相花。1972年末1973年初,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阿斯塔那古墓群进行了第十次发掘,出土了伏羲女娲手绘帛画共8幅,并服饰81件,丝织制品107件,还有鞋、袜等。其中服饰有两件手绘,袜有一件手绘,还有不少绢画,如侍马图、舞乐图、弈棋图等。1973年,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对阿斯塔那古墓群进行了第十一次发掘,清理了十座古墓,出土了一批丝织品,其中也有彩绘服饰:米色绮上绘团窠宝相花,同墓出土的还有伏羲女娲帛画7件。从这些出土实物看,彩绘始终是丝绸服饰装饰手段之一,且与帛画在工艺上是基本一致的,可谓画绘同源。 3 绘画装饰方法的确定 唐代以后发现较多彩绘丝绸的是内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