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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危不救行为的法律规制 “看不见危险，不救现实”的行为是指当人具有实际危险时，其行为的能力是帮助第三方的合法利益。第三方的合法权益没有受到损害。静静地拒绝提供帮助。在个人主义极端膨胀和趋利避害本能日益泛滥的今天,面对危难见危不救而酿造的一个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惨剧频现媒体。“见危不救”行为的广泛存在以及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引发了法学界对“见危不救”行为是否入罪问题的深层次思考和广泛讨论。绝大多数的学者均主张将其作为一个道德问题来看待,试图从伦理和道德的角度对该行为进行约束;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见危不救”行为对公民的人身、财产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已充分彰显出了道德调整的力不从心,从而主张以法律手段对其进行规制。笔者认为:现阶段,“见危不救”行为已无法靠道德来规制,这一行为已经严重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危及到了基本的社会伦理道德秩序,因此应当将其作为一个犯罪行为来看待,有必要运用法律强制手段对之进行约束。本文着眼分析见危不救行为入罪的法哲学基础,试图从深层次剖析见危不救犯罪化的原因。 一、 个人自由之限制 自由一直是人类的不懈追求, 古往今来,自由成为众多志士矢志不渝终身追求的目标自由是如此的可贵,以至于人们宁愿以生命为代价而获取它。但是自由是相对的, 是带着枷锁的自由, 辩证唯物主义在主张物质决定意识的同时也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肯定了相对的意志自由。在相对的意志自由之下,对于一种行为,行为人既可以实施也可以不实施,既可以这样实施也可以那样实施;既可以实施此行为也可以实施彼行为。换言之,个人的自由应该是有条件的自由,受到约束的自由,而不是一匹脱缰的毫无拘束的野马。因为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个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之中,然后才能生存和发展。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个人的言行、意志要遵循一定的社会群体规范,受到一定规范的约束,如此才能确保自身、他人以及群体利益得以实现和保障。“自由的实现过程可以看作是人们自主地对行为加以选择和控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任何主体的行为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同他人发生关系,他既可能有意无意地妨碍他人的自由,也可能受到他人的有意无意的妨碍,这就需要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运用法律来对某些行为予以限制和取缔。” 那么自由的限度究竟在哪里呢?著名学者约翰·密尔在其名著《论自由》中提出了个人自由的界限: “第一, 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 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他人若为着自己的好处而认为有必要时, 可以对他忠告、指教、劝说以至远而笔直, 这些就是社会要对他表示不喜或非难时所仅能采取的正当步骤。第二, 关于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为, 个人则应当负责交代, 并且还应当承受或是社会的或是法律的惩罚, 假如社会的意见认为需要这种或那种惩罚来保护它自己的话。”意思是说,个人行为在不损害他人和社会群体利益时是完全自由的,一旦自身的行为损害到了他人和社会利益时,或有损害危险时,个人的行为自由就应该受到限制了。限制的方式主要是道德的非难和法律的惩罚。行为人在他人的人身、财产以及社会公共利益处于现实危险中时,有能力提供救助,且其实施救助行为对自己或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并无损害而拒绝提供救助的行为导致他人的健康受损或生命的丧失,可以说是对他人自由和生命的间接损害。 如上所言,生活在社会群体中的个人在他人的人身、财产以及社会公共利益处于现实危险中,有能力提供救助时,其袖手旁观、明哲保身的自由已不复存在,至少应受到限制,如此才能确保他人和社会利益得以实现。因此, 理应对见危不救者的行为自由加以限制。 二、 社会控制的手段 社会控制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步建立起来的。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罗斯于1869年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按照罗斯的解释,社会控制是社会对人的动物本性的控制,其目的是维持社会秩序。在论证社会控制的必要性时,他指出“如果社会戒除所有对其成员的控制,一种自然秩序便会出现。但是,这样的秩序同人工秩序比较,粗糙而不完善,而容忍这种自然秩序,其惩罚必定招致非常惨重、明显的普遍灾难”。从形式上看,社会控制有诸多手段,譬如,统治者可以通过道德、宗教、法律乃至社会舆论等各种手段来达到既定的统治秩序,只不过,法律是其中对社会成员最具约束力,从而也最为形式理性化的一种。庞德认为,社会控制就是“人们对内在本性的控制,使人们得以继承这个世界并保有和增加他们所继承的东西”。他指出,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是道德、宗教和法律。在文明史的一段很长时间内,道德和宗教曾充当了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而法律处于次要地位。但“在近代世界,法律成了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 由此可见,通过必要的手段抑制个人膨胀无限的欲望和追求来寻求和维持一种能兼顾和平衡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社会秩序,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必须,即社会控制无论是在古代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都是无法规避的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