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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年与《农学报》 16号。光绪年（1898年7月4日）5月，法院颁布了一项法令。“上海最近成立了农业和工业协会，产生了很多影响。刘坤一了解了该协会的章程，并咨询总理和国家事务管理局。”。戊戌政变后,朝廷严禁报馆会名。十月初三日(1898 年11 月16 日),两江总督刘坤一上折,认为农学会与农学报,“实所以联络群情,考求物产,于农务不无裨益,似不在禁止之例”。二十五日(12 月8 日),清廷同意刘坤一奏农学请准其设会、设报的建议。务农会的特殊性与重要性可见一斑。 “务农会”及《农学报》依托汪康年与《时务报》馆之助而立。然而,自《时务报》停刊后,“务农会”和《农学报》却并未随之消亡,其境遇颇堪玩味,值得重新审视和思考。十年《农学报》的命运折射出清季以降,近代中国社会在西学东渐背景下传统中国农政发生的根本性变化。 既往学界对务农会的研究不乏关注,多集中在《农学报》、《农学丛书》及农会代表人物方面。然因《农学报》数目庞杂,加之资料散佚,给研究增添了困难,以致相关史实语焉不详,有关论述错漏较多。不少文论在叙述务农会产生时,多依据时人回忆和章程条文直接铺陈,对务农会创设的真实诱因、具体过程等仍有忽略,低估了近代学会、报刊创设的现实困难与曲折,缺少细致解读和深入分析。 一、 作为“农学会公启”的“警务会”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1896 年8 月9 日),《时务报》创刊。三个月后,罗振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