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寐求女的互文性解读 一、 序言：视角和方法 在参加讨论之前，我提出了一些观点和方法。因为它们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一些解释和限制可能更容易融入读者的视野。 (一) “反思”的启示 笔者大半生远僻辽宁西北, 经济条件限制, 私家藏书只能是些总集和类书, 例如《昭明文选》《玉台新咏》、全上古汉魏六朝诗和《乐府诗集》《艺文类聚》《初学集》《文苑英华》《太平御览》等等, 少有经学者疏理过的别集和裒集起来的资料。终日徜徉在滔滔的作品洪流中, 这种阅读很容易就掉进了西方那种互文性或称文本间性的阐释策略———忘记作者, 不关心作品与时代历史关联, 捕捉到的只有文本诸元素间若隐若现并不确定的痕迹, 它们又都在同时性平面上呈现, 等等。这一后现代主义策略, 着力点在于消解西方文化的中轴:理性、逻辑、主体性, 在今日中国肯定不会被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况且笔者认为现代性在中国尚处草昧, 遑论后现代?否定它或在遥远的将来, 总之现在不是时候。但是, 互文性理念确实让文本世界景观变得无比生动, 如同哈勃望远镜中的太空, 呈现出多维度、多系统、多层次的错综播撒, 而且常常显露出若干系谱关系和家族相似, 以模拟、改编、增饰、简化种种样态表现出来。 (二) 程式化形态 motif或motive的对音兼意译。它最初指的是叙事中的最小情节单元, 20世纪初俄国学者普洛普用以分析民间故事。本文作者发现这种情节母题事实上绝不仅仅存在于叙事文本中;抒情诗里的人物、名物、事件 (包括心理事件) , 只要具独特意义, 被时人和后人赋以程式化形态, 同样可以视为母题。母题贯穿是一个文化系统中互文链条的构成维度之一。耶鲁怪杰H·布鲁姆认定“强者诗人”所以为强者在于其“弑父”———抹杀或规避传统, 但他明白无误地圈定了范围:指的是莎士比亚之后的诗人。南梁昭明太子萧统在《文选序》中讲了中国文学艺术乃至整个文化发展的一条规律:“变其本而加厉, 踵其事而增华。”所谓发展只是后人在前人遗产上面添加自己的一小部分, 可以被视之为“恋母”。至于今日中国同布鲁姆一样持“弑父”观的“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拍死沙滩上”, 说的也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而不是传统文化。因此, 辨识并且细究由母题联结起来的互文链条, 可能就抓住了古典文化史上作品生成、意义阐释、时代风范、阅读影响等等一系列问题的要害。 (三) 求取认知之考察 在由母题贯穿起来的互文系谱中, 不是从构造简单的原始胚胎开始向渐次发达的成体追索, 以简单推断复杂;相反, 却由充分发达了的成体逆向地追索到胚胎, 以复杂推断简单, 此即逆向思维。马克思对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经济形态是这样追索的。他如此总结自己的方法论:“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 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它的结构的理解, 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他承认这种方法论来自生物进化的观察:“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 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 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经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23可是, 人们通常认为求取认知的思维和推理都是顺向的, 常语说“通古必达于今”, 从未有“通今始达于古”之说。现代中国国学鼻祖王观堂先生, 论及古成语意义的阐释就说:“唐宋之成语, 吾得由汉魏六朝人书解之;汉魏之成语, 吾得由周秦人书解之。”也是由古及今地推求。30年前笔者曾用逆向思维方法说诗, 乞教于业师张溥东先生, 先生当即用前引观堂先生的一席话教训我, 说“以后人之曼衍, 说前贤之绪论, 靠不住的。” (终身令先生摇头者还有一件:以比兴说诗, 此不具。) 可见这种方法并非人人认可。但是, 第一, 若干词语的古义, 例如“谓”之思念义、“东”之外方义、“德”之志向义等等, 笔者都是这么推断出来的, 所以认为此法可行。第二, 笔者对西方的互文性学理只是借鉴, 并不无条件苟同, 例如解构学派的无止境拆解;虽然也从事抽象的结构比较, 但从不视互文关系为一种目的论的线性关系, 而且必要时还经常打破语言系统的封闭性, 同社会历史的考察结合起来。 二、 《关嗽》中的梦中求女—本论:“寤寐求女”母题链和它的历史本真 不论阅读还是治学, 接触《诗经》者必接触《关雎》, 也许这才令《关雎》之义古今多歧, 粗略地说即有赞美诗说、讽刺诗说、爱情诗说、婚礼诗说、婚姻教育诗说数种, 笔者则以为它是贵族女子成年礼的仪式歌。我们可以把全诗划分为增饰和主体两部分:增饰部即每章开头的比兴语, 如“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参差荇菜, 左右流之”等等, 余下则是诗之主体。全诗主体又可切而为三:首章称“君子好逑”是对淑女品质的肯定;末二章以钟鼓琴瑟友之乐之, 显示淑女将受到君子的尊宠和欢迎, 呼应首章;中间两章:“窈窕淑女, 寤寐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