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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应麟先生史学成就论 人们普遍认为宋代的历史和文学并不发达。宋代的学术主要集中在理学，主要是空谈。其实不然,有宋一代,是中国史学的繁荣时期,在这一时期,修史制度之严、历史学家之众、官私史书之多是过去各朝所不能比拟的。诚如张舜徽先生所言:“宋代学者气象博大,学术途径至广,治学方法至密,凡举清代朴学家所矜为条理缜密、义据湛深的整理旧学的方式与方法,悉不能超越宋代学者治学的范围,并且每门学问的讲求,都已由宋代学者创辟了途径,准备了条件。宋代学者这种功绩,应该在中国学术史上大书特书,而不容忽视或湮没的。”王应麟正是这一时期涌现出的众多优秀史学家及文献学家的一位代表。然而学术界有关其人其事的研究,廖廖无几,屈指可数。本文仅就王应麟在文献学方面的贡献和成就做一粗浅的探讨,就教于有兴趣者,希望能抛砖引玉。 王应麟字伯厚,号深宁居士,学者又称厚斋先生。其先世居浚仪(今河南省开封市),后迁居庆元(今浙江省宁波市)。生于宋宁宗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卒于元成宗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其父王?曾任国史院编修,实录院检讨,学识渊博。在家庭环境熏陶下,王应麟从小就打下了坚实的学术根底。9岁即能博览群书,通晓《六经》,10岁应试于国子监。19岁考中进士。以后历任西安(今浙江衢州)主簿、杨州州学教授、台州通判、礼部郎官、起居舍人、秘书监。到宋慕宗德佑元年(公元1275年)他52岁时,其官职已到礼部尚书兼给事中。这时因与右丞相留梦炎、御史徐囊等人政见不合,便辞职归乡。 王应麟曾有感于“今之事举子业者,沽名誉,得则一切委弃,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国家所望于通儒”,所以他就“闭门发愤,誓以博学宏辞科自见,假馆阁书读之”。至元朝灭宋,他更是“杜门不出,朝夕坐堂上,取经史诸书讲解论辩”,埋头读书和写作20年,“嗜学,老不倦”,“博洽多闻,在宋代罕其伦比”。于天文、地理、历史、文学、音韵学无不造诣精深,特别是在史地考证方面尤为突出,一生著述甚丰,且多有创新之功。其重要著作即有20余种,约600多卷,“沈潜先儒之说而贯通之。……实集诸儒之大成”。王应麟之所以能够如此博学,除了家庭条件好,本人努力等原因外,其治学方法得当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他能兼收并取,无门户之见。“深宁之父,亦师史独善,以接陆(九渊)学,而深宁绍其家训。又从王子文以接朱氏(熹),从楼迂斋以接吕氏(祖谦)。又尝与汤东涧游,东涧亦兼治朱、吕、陆之学者也。和齐斟酌、不名一师。”其学术思想兼取南宋三家学派,融“道学”(朱熹)“心学”(陆九渊)“文献学”于一炉,“不主一说,不名一家”⑧,所以能对经史百家天文地理等进行深入研究,熟悉掌故制度,其考证切实可据。 朱学、陆学对于经书是非常重视的,所以王应麟也特别注意对经学的研究。例如,汉代郑康成曾著有《周易注》,此注在《隋书·经籍志》中著录9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10卷,到宋《崇文总目》中只存有“文言”“序卦”“说卦”“杂卦”1卷共4篇,其余均散佚,《中兴书目》中则没有著录,所以《周易注》大约在两宋间已亡佚了。王应麟从其他书籍中辑成《周易郑康成注》一书,“于散佚之余,搜罗放失,以存汉易之一线”,又著《三家诗考》,“检诸书所引,集以成帙,以有三家(齐、鲁、韩)逸文”。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学术史上辑佚书之工作的开端,后来清代学者就是按照这种方法,把唐以前已经亡佚了的传注及诸子佚文,恢复了一大部分,而这条致力的途径,其“经营韧始,实自应麟”,“经当以应麟为首庸也”。 南宋学者吕祖谦,兼取朱熹、陆九渊两大学派之长,并以注重历史文献为其特色。而王应麟“综罗文献实师法东莱”(吕祖谦),他往往“以小册纳袖中,入秘府,凡见典籍异文则笔录之,复藏袖中而出”。经过长期整理笔记及编排,所积累的材料自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融汇贯通。以成为通儒为己任的王应麟,整整下了15年这样的苦功夫,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中了博学鸿词科(1256年)以后,他不但没有“一切委弃”,而且还利用了阅读馆阁藏书的机会,继续积累资料。因为他以后主要是在中央政府做文官,做官期间,因工作之关系(还曾任秘书监总领导)仍有很多阅读图书、搜集材料的机会及条件。宋朝灭亡后,他更是专注学问。可见,他能成为如此博学的通儒,绝不是偶然的,正由于他一生锲而不舍致力于学问,览及群籍,且特别注重于历代的典章制度,所以才能够编成洋洋200卷的《玉海》这部南宋最为完备的百科全书式类书。 《玉海》原为应博学鸿词科考试者而编。因此其所列门类和一般的类书不同,大都是“巨典鸿章”,“吉祥善事”。本书中所征引的书,自经史子集以致百家传记、杂书,范围甚广。特别是有关宋代的掌故,王应麟多是根据当时实录、会要、国史、日历等文献记叙,非常详备,乃后世史志所未详,或业已失传。其纪事,大致以年为经,始于上古(伏羲),终于宋末。凡遇到不同的说法,便采纳诸子加以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