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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物重力流研究现状及展望 河流和地表径流是沉积物运移的两个主要动力，其沉降能力也显著改变了土壤结构。由于直接观测的困难和模拟实验的局限性,人们对水下重力流的搬运、沉积过程及其动力学特征的研究远落后于河流。随着人们认识自然界愿望的日益增加, 尤其是地质灾害防治和油气资源勘探方面的迫切需求,推动了深水重力流沉积的研究,人们也日渐意识到其重要的科学、社会和经济意义( Amy et al. , 2009) 。 工业生产的迫切需求是促进科学研究的重要动力。随着全球深水油气勘探的促进,深水沉积成为当前地质学领域研究的热点(蒋恕等,2008)。过去20多年,在南美、西非大西洋沿岸、墨西哥湾、北海及我国南中国海、鄂尔多斯盆地、渤海湾盆地深水沉积的油气勘探都证实,储层的预测是深水沉积重力流砂岩油藏勘探、开发的关键( 庞雄等,2012, 2007) 。截止目前,我国在珠江口盆地( 庞雄等, 2012;李磊等,2012;吴时国等,2011 ) 、鄂尔多斯盆地(李相博等,2011; 邹才能等,2009) 和渤海湾盆地东营凹陷(董冬,1999;王德坪,1991)、南堡凹陷(鲜本忠等,2012)深水沉积区的油气勘探均取得重要突破。仅鄂尔多斯盆地和东营凹陷就在深水砂岩中探明石油地质储量超过6 × 108t。国内外勘探实例均展现了深水沉积油气勘探的巨大潜力,促进了重力流沉积研究不断进步,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主要表现在对已发现油气储层的成因解释混乱和预测性地质模型缺失、对泥质异地沉积及其对页岩气资源影响研究的忽略和对水下碎屑流搬运、沉积机制及发育模式认识程度偏低,在工业影响上集中反映为早期油气勘探“泛浊流”的偏见。本文拟从重力流研究历程入手,介绍水下碎屑流沉积研究进展, 分析水下碎屑流沉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动态。 1 世纪20、20年代,主要有 自Kuenen和Migliorini(1950) 提出“递变层理是浊流标志”并建立浊流经典模式(Bouma,1962)之后,以浊流理论为核心的重力流研究迅速发展,沉积学界、油气工业界“浊流革命”持续发酵、影响至今(汪品先,2009)。 据统计,2000年以来Elsevier Science和GSW出版的期刊中重力流沉积年发论文数量从20世纪90年代平均每年35篇左右一举增长至每年350篇左右(李祥辉等,2009),继20世纪60 ~ 70年代之后又一次掀起了重力流沉积研究热潮。参考Shanmugam(2000) 对重力流沉积研究历史的回顾和2000年之后的研究进展,笔者将重力流沉积研究的历史划分为5个阶段(图1)。 (1) 1950年以前,随机观察阶段。以Forel (1887)对瑞士湖密度流现象的描述、Milne(1897) 对水下垮塌冲断电缆的首次发现、Johnson(1938)引入浊流(Turbidity Current)概念为代表。 (2) 1950 ~ 60年代,概念体系建立阶段。以Kuenen和Migliorini(1950 ) 浊流是正递变层理的成因的提出为起点,以现代海洋浊积岩的发现(Heezen and Ewing,1952 ) ,颗粒流( Bagnold,1954 ) 、浊积岩(Turbidite)(Kuenen,1957)、碎屑流(Crowell,1957) 概念的提出以及“鲍玛序列”的建立(Bouma,1962) 为核心内容。 (3 ) 1970年代,沉积模式建立阶段。 以Normark( 1970 ) 引入的现代水下扇模式为起点, Mutti和Ricci(1972) 提出的水道—朵叶体水下扇模式,Walker(1978)提出的综合水下扇模式是这一阶段的代表。同时,Hampton(1972) 首次对水下碎屑流的模拟实验,Hampton(1975) 基于模拟实验首次提出的“砂质碎屑流”概念,开始吸引人们对水下碎屑流研究的关注。 (4) 1980 ~ 1995年,工业应用与质疑阶段。以Kvenvolden(1981) 对深海成因的油气成因探讨为起点,开始根据实际资料不断修正早期模式,建立新的沉积模式。从垂向模式看,Bouma(1962)的“鲍玛序列”建立之后,Lowe(1982)针对砾质和砂质“高密度浊流”,Stow和Piper(1984)针对细粒低密度浊积补充建立了对应相序模式。在立体模式方面,开始认识到重力流沉积的复杂性,Reading和Richards (1994)提出基于沉积物组成和供给系统的重力流沉积模式是其反映;Shanmugam(2000) 强调了滑塌岩和碎屑流占主导的斜坡模式。 (5) 1996年后,碎屑流研究阶段。虽然碎屑流的研究在20世纪70、80年代已多有开展,但除了针对地质灾害的研究外,在深水沉积中引起的关注有限。在Postma等(1988)和Oakeshott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