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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将小说、戏曲有关情节的考订 杨氏家族的许多小说和戏剧都是三个真实的、七个虚构的。很难把它们的本质记录下来。这是众所周知的。因此,当笔者翻阅史书发现下列一则史料时,便颇为欣喜,觉得这实在是不可多得的有关杨家将小说、戏曲的一则素材。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一“真宗咸平五年二月戊辰”云： 京城衢巷狭隘,诏右侍禁、门祗候谢德权广之。德权既受诏,则先撤贵要邸舍,群议纷然。有诏止之,德权面请曰:“今沮事者皆权豪辈,吝屋室僦资耳,非有它也。臣死不敢奉诏。”上不得已,从之。德权因条上衢巷广及禁鼓昏晓,皆复长安旧制。乃诏开封府街司约远近罝籍立表,令民自今无复侵占。 这一记载与明代英雄传奇小说《杨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义》第十八回“杨六郎私下三关”、第十九回“焦赞夜杀谢金吾”,《北宋志传》第二十七回“枢密计倾无佞府,金吾拆毁天波楼”,第二十八回“焦赞怒杀谢金吾,八王智救杨郡马”,以及元代杂剧《谢金吾诈拆清风府》中的有关故事情节相比,共同之处有以下几点: 一、事件发生时间相同,都是宋真宗在位期间; 二、事件发生地点相同,都是在北宋都城汴京城内; 三、事件背景相同,都是因官道衢巷狭窄而要拓宽扩展;. 四、事件主人公姓氏相同,都姓谢。 显而易见,在杨家将小说、戏曲的有关情节中,留有上述史实清晰的影子。换言之,追根溯源,这一史实无疑是杨家将小说、戏曲中有关情节的最原始的素材。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与上述史实相对照,杨家将小说、戏曲中的有关情节又产生了许多变异: 小说、戏曲中,谢金吾为虎作伥,伙同王钦以拓宽官道为名，蓄意陷害忠良。而事实上,谢德权主持此项工程,却是奉旨行事,出以公心。此其一。 在小说、戏曲中,谢金吾与世代忠良——杨家作对,拆毁了天波楼而事实上,谢德权领受诏旨后,“则先撤贵要邸舍,”触犯的是权豪势要的切身利益。杨延昭咸平年间任职为保州缘边巡检使,秩位不过是个普通的团练使。即使因其父杨业死于王事,在京城有朝廷所赐第宅,恐怕也难于跻身于“贵要”之列。此其二。 在小说、戏曲中,谢金吾满门被杀,落了个家破人亡、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而事实上,谢德权经过据理力争,不权拓宽了官道衢巷,而且乘势“条上巷广袤及禁鼓昏晓,皆复长安旧制”。宋真宗对他的建议表示赞同,“诏开封府街司约远近置籍立表,令民自今无复侵占”。此其三。 在小说中,谢金吾身任枢密副使。而事实上,在奉旨拓宽官道时,谢德权不过是右侍禁詥门祗候,系三班小使臣,只是一名微不足道的低级武臣。终其一生,仅累官至西染院使、知泗州。此其四。 在戏曲中,谢金吾是王枢密——王钦若的女婿。而事实上,谢德权生于后周广顺三年(953),卒于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王钦若生于宋建隆三年(962)卒于宋天圣三年(1025),谢德权年长王钦若九岁,按常理推断,谢德权是不可能成为王钦若的女婿的。此其五。 总而言之,由历史人物到文学形象,谢德权由一个不畏权豪势要、秉公执法的诤臣,演变成了一个依附权奸、陷害忠良、居心叵测的小人。 文学作品对历史素材的改造,原本享有极大的自由,可以夸张,可以缩略,甚至正面人物可以塑造为反面形象,反面人物有时也可能塑造为正面形象。《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便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例证。这其间,除了文学艺术家们美学方面的考虑外,难以否认,还有许许多多、形形色色难以捉摸的历史因素。谢德权在小说、戏曲中的命运遭际,谁知又蕴含着历史上的多少恩恩怨怨! 据《宋史·谢德权传》记载,谢德权“清苦干事,好兴功利,多所经画”。其中最风光的,当推奉诏拓宽官道衢巷一事。然而,他在小说、戏曲中的噩运,也正由此肇始。北宋时期,商业的发展大大超过了前代,由此造成大城市的繁盛局面。在唐代,京城长安和洛阳城内的“坊”是居民住宅区,黄昏后便要锁闭坊门,禁止夜行;商业活动只能白天在“市”里进行。而在北宋京城汴梁及一些大城市内,“坊”和“市”的界限被逐渐突破,商贩与居民杂处,面街开店,到处都有各种各样的门面。除了白天进行商业活动外,还出现了延迟至三更的夜市,以及五更又开始营业的“鬼市”(早市)。当时都市的繁华,于宋人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中略可窥见一斑。在商品经济气息的熏染下,京城的权豪势要们纷纷把自己临街的房屋改作“邸舍”,甚而更进一步侵占官道修建房屋,然后出租给商贩,自己坐收“僦资”。这项“创收”的经济效益一定相当可观。谢德权奉诏拓宽官道衢巷,“先撤贵要邸舍”,“贵要”们“吝屋室僦资”,舍不得放弃可观的房租收入,自然“群议纷然”,都要起来反对了。尽管谢德权凭仗皇帝的支持,力排众议,坚决完成了自己的差使,但他触犯了权豪势要们的切身利益,必然遭到这些人的仇恨与诅咒。谢德权拓宽官道,拆除沿街邸舍,对商贩们的经济活动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同时,他还建议朝廷恢复“禁鼓昏晓”的“长安旧制”,规定人们的日常作息时间,对商业活动加以限制,试图重建那种“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