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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焦的思想看儒学的内在矛盾 晚明儒学的发展与清代的起源有关。例如，余英石的内部理论理论认为，清代的考证研究是晚明儒运发展的“内在要求”的结果。该“内在要求”是清代考证研究产生的“内在原因”和内部理论的“内在原因”。如此的理论后果是，一方面赋予儒学本不具有的一个内在矛盾，从而形成由内消解和否定儒学的可能;另一方面也因考据学本身的独立意义被遮蔽而不见其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 一、 从“三”到“道问学”:焦思想的内在矛盾与儒学转向 梁启超认为:“晚明学风之敝，流为狂禅，满街皆是圣人，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猖幻至此，势固不得不有所因革。”1“晚明王学极盛而敝之后，学者习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理学家不复能系社会之信仰。”2“明季道学反动，学风自然要由蹈空而变为核实———由主观的推想而变为客观的考察。”3晚明至清的学术转变，是对王学空疏学风的反动和由虚向实的变化，其结果是考证学的“独盛”。在谈到焦竑等明末藏书家时，梁启超说:“他们这些事业，都可以说是当时讲学的反动。 (梁按:焦弱侯也是王学家健将，但他却好读书) ”3梁启超认为，万历末年以后渐盛的藏书和刻书风气对清代学术有积极的影响，但他却对焦竑“王学家健将”的身份感到困惑，因为焦竑“好读书”。 在讨论清代考据学的兴起与儒学转向等问题时，余英时也谈到焦竑:“焦弱侯的出现尤其富有象征意义。他的王学立场已不复能阻止他对‘博学多识’的追寻。这表示儒家智识主义的力量已足以撼动旧有的理学门户。程朱与陆王的争论在‘尊德性’的层次上已走到了尽头，此后的异趋则将转移到‘道问学’的层次上去。故弱侯之兼治理学与考证，就其自身说诚不免分为两橛，但就思想史的发展说，则适象征儒学从‘尊德性’阶段到‘道问学’阶段之过渡。”4“在心性之学方面，弱侯实可说是一结束人物。此与其在博学考订方面之为一开创人物，适成为有趣之对照。但他自己并不觉得其学之分为两橛，有何内在矛盾。此正是象征‘尊德性’之境既穷，不得不转向‘道问学’一途也。”4余英时认为，焦竑之学分为“两橛”，他的王学立场与博学多识、“旧有的理学门户”与儒家智识主义、“尊德性”与“道问学”、心性之学与博学考订等之间存在内在矛盾，且皆须由前者转向后者，焦竑象征了儒学的内在矛盾和晚明儒学的如是转向。 李焯然认为，焦竑“根本反对游谈无根之学。焦竑是晚明学术思想界中一个不易归纳入一个特定范畴的思想家。他一方面是讲阳明心性之学的出色分子，另一方面他又是明代以赅博见称的考证家，……其实焦竑的思想，代表了学术思想由晚明心性之学转向清初考据学的过渡，所以在他的思想中便同时出现了心学和实学的倾向。……他开始察觉到王学发展的日趋偏歪，所以他提出‘博学’、‘实践’，希望对王学末流之弊加以救正”5。李焯然认为，焦竑以博学实践救王学末流之弊，他的思想代表了晚明心性之学向清初考据学的过渡。同时，焦竑既讲心学又以赅博见称，是晚明一位不易定位的学者。 梁、余、李大体都认为，晚明儒学发生了由心性之学向实学考证、“尊德性”向“道问学”的转向，焦竑思想是儒学内在矛盾的体现和儒学转向的代表与象征。那么，心性之学与读书、实学、考证是否矛盾?儒学是否存在“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内在矛盾和相应转向?焦竑与此转向有何关系?他的思想是否存在内在矛盾?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先了解焦竑本人的思想及儒家“尊德性而道问学”的意义。 二、 从焦的文化内涵来理解，主要提出“下学”与“道问学”，强调下学和学 焦竑字弱侯，号漪园，又号澹园，学者尊称“澹园先生”。黄宗羲说焦竑“师事耿天台、罗近溪，而又笃信卓吾之学”6。天台、近溪、李贽均为晚明心学的重要人物，他们对焦竑思想有较大影响。焦竑“以知性为要领，而不废博综”7。他一方面主张心性之学和三教会通，另一方面广泛涉猎考据、史学等学术领域，是晚明以学识渊博著称的儒家学者。同时，他还是明代著名藏书家。徐光启说:“吾师澹园先生，粤自早岁则以道德经术标表海内，巨儒宿学，北面人宗;余言绪论，流传人间，亡不视为冠冕舟航矣。”7邹元标说:“弱侯以文行为士林祭酒者二十余年，年五十始魁天下，天下士闻而欣喜”8。既提倡心性之学，又倾心于考据学、史学等学术研究，构成焦竑学术思想的主体和特色。但是，“知性”与“博综”、“道德”与“经术”的共存，是否构成为焦竑思想中的内在矛盾呢? 焦竑认为，为学须有宗旨:“夫学何为者也?所以复其性也”7，“孔孟之学，尽性至命之学也”7。为学之宗旨即是知性复性以尽性至命，此宗旨也符合焦竑王门后学的身份。焦竑是有严格道德践履的儒家学者，他强调尽性至命之学，批评在注疏中支离迷始的“游谈无根”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反对读书和实学践履。焦竑提出下学上达和博文约礼的治学原则:“盖礼至约，非博无以通之”7，“某所谓尽性至命，非舍下学而妄意上达也。学期于上达，譬掘井期于及泉也。泉之弗及，掘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