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学的历史辨析.docxVIP

浙学的历史辨析 明代形成了浙江的现代行政区域。明初把元代的浙江行中书省领两浙九府改为浙江承宣布政使司领两浙十一府, 嘉兴、湖州二府始自直隶来属浙江。故乾隆《浙江通志》有“ (杭、嘉、湖) 凡三府, 在大江之右, 是为浙西”;“ (宁、绍、台、金、衢、严、温、处) 凡八府, 皆大江之左, 是为浙东”的说法。所谓“大江”, 即钱塘江。江左浙东八府, 历代变化不大, 而江右浙西的自然区域, 则变迁离合频繁。尽管明廷为便于控制, 而人为地划分行政区域, 于是“合浙东、浙西为一, 而钱塘之险失” (魏源:《圣武记》) , 但从总体上看, “吴下”的浙西地区与“吴中”、“吴上”的苏南地区1, 无论在自然地理上还是在人文地理上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地缘文化联系。而近世以来浙西在行政区划上属于浙省的历史事实, 则丝毫不影响其在学术风格和文化型态上明显接近于苏南而远离浙东的趋向和特质。 从自然地理的角度看, “浙江十一府, 以秦置会稽郡之封计之, 西虽缩而东则赢” (《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册, 第1822页) , 即浙西面积小而浙东面积大。但从人文地理的视角看, 明清时期吴的核心区域就是狭义的江浙, 这必然包括浙江的湖州和嘉兴。浙省的吴地自古就有“吴根越角”之说, 并且表现出与苏省的吴地天然亲近而与越地则因钱塘江和杭州湾的阻隔而相对疏远的特征。由于吴地属于浙江的太少, 更由于江苏的吴地太过显耀, 于是浙江向来以越自称。这不仅促成了江苏以吴自居而把吴、越等同于广义的江、浙, 也影响了浙江人地域观念的转变。湖、嘉地区甚至有被边缘化的趋向。因为苏南的吴地太正宗, 因而不管从实惠上还是情感血缘上, 越才是浙江的灵魂。换言之, 浙西不仅“缩”于地域, 而且“缩”于文化与观念;在吴文化的强势渗透下, “浙学”自古以来就有“东”强“西”弱的特点。不过所谓浙东、浙西, 在学术上亦非铁板一块, 浙东的宁、绍与金、衢、温、台就有明显不同, 浙西的杭州更显得相对独立, 而与周边的嘉、湖、严、绍均有差异。总之, 两浙、三吴中的浙西与苏吴, 吴越以后就比较亲近, 而与钱江以南的浙东地区和长江以北的苏北地区, 在地域文化上逐渐显示出独有的个性。所以我们不能以现今的地域概念来笼统地指称“浙学”或“吴学”。 尽管吴、越两地自古以来就有“同气共俗”的文化渊源关系, 但比较而言, 吴、越两地包括浙东、浙西, 在各个方面都存有差异2。所以浙之东西的学者文人, 一直以来就有彼此瞧不起的思维定势, 这种观念甚至还影响到从学于阳明的浙西弟子及其后学。比如出生于吴兴的顾应祥, 少受业于阳明, 对吴中地区之文风颇有微辞:“苏州人惯作小说而事多不实, 盖苏人好文, 往往以传闻之言文饰而成书故也。” (《静虚斋惜阴录》卷十二, 《杂论三》) 而同样出生于吴兴的管志道在述及自己身处吴中、孤独无友时, 竟伤感道:“吴中士习, 大概在诗文、势利两途。趋诗文则为诗文之有力者收去, 趋势利则为势利之有力者收去。方今两途之有力者, 孰有过于我吴者哉?弟孑然一身, 其谁与侣?即有侣, 亦衰耄之朋、方外之士耳。人方欲疎我讪我以自明, 而我又不忍舍斯人以为与, 且欲以绵薄之力, 障两途之狂澜, 以待后进中之良心未丧者……假我数年, 脚跟立得稍稳, 而风俗倘难力廻, 亦不难抽身, 就贵境之仁贤矣。” (《惕若斋集》卷二, 《寄邓太史定宇年兄书》) 管氏甚至断言浙西吴中地区“非振铎之地”, 进而为自己遁入禅门寻找借口:“故权修檀度于禅门, 此愿学孔子之变局也。” (同上, 《寄凃光禄念东年兄书》) 浙西、吴中与浙东及其周边地区的人文环境差异之大并引起士人不满之程度, 由此可见一斑。 正因为近世以来的“浙学”中心一直在浙东, 故常有浙东学者前往浙西讲学或者浙西学者跨江来求学的, 如董澐、董榖父子乃王阳明的浙西高足, 陈确、张履祥等为刘宗周之蕺山学派在浙西的主要传人3。所以尽管浙西在思想原创性上难以与浙东比肩, 但在学术传承上, 却仍有与浙东一脉相承的学派源流。仍以阳明学为例, 除董澐父子外, 尚有倾心阳明的徐孚远、蔡汝楠以及为韩贞遗稿作序的余尚友等。徐孚远对浙西地区民风颓靡、学术潦倒的情形感触极深, 而对好友绍兴人张元忭为中兴学术事业所做的努力则赞许备至, 曰:“吾乡习俗颓靡, 朋友寥落, 莫有甚于此时。如吾兄挺然卓立, 逈出尘表, 真弟所敬服, 弟所倚赖也。” (《敬和堂集》卷五, 《简张阳和年兄》) 而余尚友则干脆自称是阳明的“浙西后学” (《颜钧集》, 第167页) 。故陶望龄代左景贤写的《潜学编序》称:“夫文成之后, 驾其说以行浙之东西者多矣。” (《歇庵集》卷三) 又谓:“当正、嘉间……先生之教始于乡而盛于大江以西。” (同上卷六, 《修会稽县儒学碑记》) 此处所说的“大江以西”乃取广义的“浙西”概念, 包括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