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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不端发生的原因及其影响 “失范”最初是一个社会学概念，首先由托尔干提出并解释，形成了一套关于社会“失范”的理论体系。所谓“失范”,就是“代表了社会秩序紊乱和道德失衡的反动倾向”,同时,它又意味一种具体的社会事实,或者说一种社会中存在的“反常”状态。本文在此之所以提出“学术失范”概念,就是希望通过借用社会学关于“失范”现象及其社会机理的理论解释,分析学术界目前为人诟病的学术活动中出现的越轨现象,并尽可能从经验研究的角度,对中国学术不端和失范现象予以探索性的解释。 一、 学术不端行为的影响 学术失范(academic anomie)不等于学术上的越轨行为,但是,两者之间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越轨一般表现为个体性或小范围内群体行为,正如涂尔干对自杀现象的理解,个别的自杀行为虽然构成了一个事件,但并不见得是一个可以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社会事实”。然而,如果我们把在特定的社会时期和特定的场所发生的所有自杀行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社会中自杀比例的变化本身就有可能因为它反映了特定社会的性质如社会结构的变迁,而具有“社会事实”的特征。引申到学术失范与越轨概念间的关系上,我们不妨这样认为,所谓学术失范,就是在学术共同体内,当其成员的学术越轨(academic deviance)或学术不端(academic misconduct)行为频繁发生,甚至会引发整个学术共同体内部危机的现象,就称为“学术失范”。 在西方学术界或高等教育界,以往关于学术失范问题的研究不多。这主要是因为,尽管历史上也出现了一系列学术越轨的事件,但是,因为西方学术制度建构过程具有渐进性,共同体内部相对完善的认可制度和学术伦理规范,特别是较严格的学术成果发表程序和技术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对学术越轨起到了防范和抑制作用。然而正如有人认为,自从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与研究型大学间亲密结盟关系开始形成后,不仅政治乃至意识形态逐渐开始全面渗透到学术界,而且因为联邦政府越来越意识到基础和应用研究对于国家的显性和潜在价值,开始向大学注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资金。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之下,美国学术界也出现了一些为争取研究项目和应付课题检查而造假,例如编造数据、篡改实验结果和剽窃等现象。由于学术不端或欺骗尚属个别和偶然性事件,再加上人们对学者和科学家的社会形象普遍抱有正面的评价,故而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关注。但是,20世纪80年代后,鉴于个别重大学术不端行为有可能给社会带来的不良影响,学术界逐渐开始强化对学者和科学家的研究伦理,联邦政府甚至开始逐步介入科学家的研究过程,并针对个别影响重大的事件举行国会听证会。 典型的事件如1987年匹兹堡大学儿童精神病学的助理教授布鲁宁(Stephen Breuning),被指证有学术造假行为。在他由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NIMH)所资助的研究中,实验数据过于完美,因而受到质疑。由NIMH组成的五人专家小组经过长达两年半的调查,最后证明布鲁宁的造假行为属实。由于布鲁宁的研究涉及精神病药理学,其伪造的结果很有可能给病人带来不可预测的危害,甚至其谬误有可能被主流科学所接受,因此,该事件在学术界乃至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影响。 布鲁宁事件显然是一个学术不端或学术越轨的典型案例,该事件在美国学术界虽然并不频繁发生,但正如福克斯( Mary Frank Fox)所指出,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15年间,几乎每年都有一个类似的丑闻被披露,且多发生于美国知名的研究型大学中,包括耶鲁、哈佛等。这不仅动摇了人们传统上对科学家的伦理信任和对传统大学的尊崇,更引起了美国政府对学术体制运行的关注,因而从20世纪80年代起,一向偏爱自主管理(self-regulation)的学术界甚至也开始让国会有了监管之意向,并引发了学术界就政治与学术间的关系的纷争。学术界对政府关于学术不端行为审查的抵制,不仅仅在于它对政治介入学术有着先天、直觉性的警惕,包括有可能对学术自由、学术探究无疆域的侵害。而且,在学术界,主流的观点始终认为,学术不端行为尽管时有发生,但它毕竟是个别现象。更何况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主席、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主任等这样的学术界领袖也都认为,学术共同体和大学内部存在一种自我监督的机制,外部介入“根本没有必要”。此外,也是最为至关重要的是,对于学术越轨或学术不端行为,究竟如何来界定和判定,即使是学术界有时候也难以把握。毕竟,诸如简单的剽窃行为尽管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对于数据伪造和实验中的各种条件更改的学术欺骗却并不容易发现,而且调查起来也需要专门人员介入并要重现实验过程,因而颇有难度。 所谓学术共同体内部的监管机制,就是强调学者的研究伦理,并具体化为大学内部规范性的政策和制度。正是在联邦政府介入的压力下,从上世纪80年代起,美国的研究型大学纷纷制定了一系列规范学者研究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