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工业美学视域下的《中国机长》：灾难片的本土化与“新主流”的新拓展.docVIP

电影工业美学视域下的《中国机长》：灾难片的本土化与“新主流”的新拓展 作为国内首部“非典型”航空题材“灾难片”，《中国机长》可谓是以崇高美学的平民化表达与类型化书写塑造了职业岗位的平民英雄群像，并以后劲颇足的票房成绩献礼建国70周年。该片在与《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三足鼎立”中表现甚佳，上映36天（截至2019年11月4日）票房累计28.37亿，趋近《我和我的祖国》（28.80亿）。 笔者亦推测，随着像《我和我的祖国》这样的主题更为集中突出，时效性更强的国庆档影片热度的退潮，《中国机长》这样的类型清晰，本土化，新主流拓展的视效大片，因其对工业化视听效果的完美呈现，对中国速度下中国品质的彰显，灾难片的本土化与中国式表达，反到会有更充足的后劲。 在笔者看来，具有某种“重工业美学”特征的本土化灾难片《中国机长》，是对新主流大片的一次新拓展，是一部具有类型拓展或本土化意义的类型电影和新主流大片。影片于“封闭空间”中进行了崇高美学的平民化表达，体现着“中国制造”的速度与质量，彰显着大国效率与大国风范。该片也较完美达成工业与美学的相互融合，为“电影工业美学”尤其是“重工业电影美学”提供了一次鲜活案例。 但影片在情节处理、人物塑造等方面也表露出诸多不足，留下不少缺憾，值得反思和总结。 一、“新主流電影大片”：新拓展 新主流大片作为一种重要的中国电影新现象或新型态，“并不是一个严格、规范的概念，因为它并没有明确界定什么类型什么题材才是新主流”[1]。于此而言，如果说《战狼》《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作为“异域奇观性”[2]的“亚类型”把新主流大片推向一个新高度的话，那么作为融灾难类型并进行本土化转化的《中国机长》，无疑是在题材、类型上扩展了以往以战争片、英雄片为主的“新主流大片”的宽度。 类型化发展是中国由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的必然之路。“类型电影”生产亦为电影工业美学之重要原则之一。基于中国的语境和体制，类型电影本土化也为必然之势。拥有着灾难类型特性的《中国机长》（通过科技手段进行视听的逼真呈现，并以难以预料、突然发生的紧急状况打破以往的社会秩序，给受众以紧张感的同时促使着受众进行反思）便体现了这一趋势。 首先，在人物塑造方面，影片不同于以往新主流大片（如《战狼2》《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那样重点刻画执行特殊任务的血性军人或担任特殊使命的英雄人物，而是取材知名度颇高的社会真实事件，从普通职业入手，在“封闭空间”内进行了平民英雄的塑造与崇高美学的平民式表达。王志敏曾指出，“空间结构的单纯化使被表现的对象从错综复杂的空间关系中凸现出来，从而获得象征意义”[3]，《中国机长》便是在单纯化的封闭空间内表现了一群平民英雄，他们坚守岗位、颇具韧劲的崇高精神也于此得以凸显。影片着重表现的是一群正常工作、兢兢业业的普通职业人员，他们有着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相对规律的工作时间，工作之余也有着自己的日常安排，影片开头，我们伴随着机长起床、洗漱、与妻子女儿问候等诸多生活化的场景进入到了他工作的一天，这其中，我们看到了刚刚升职头等舱乘务员的张秋悦，看到了喜欢搞怪、个性张扬的副驾驶，看到了喜欢“撩妹”的第二机长……他们都是再正常不过的普通人，但他们也是生活化、职业化的平民英雄，在飞机遇事时对岗位的坚守、对乘客的照顾、对责任的践行，都在由内而外的展现机组人员“平民式英雄”形象。 在飞机玻璃突然损坏时，封闭空间内，中景镜头、昏暗灯光下机内地面杂乱的食物、掉下的氧气面罩与被甩在地上的乘务人员，特写镜头下驾驶舱内被甩出机外伤痕累累的副驾驶与面临强风、高寒、缺氧的机长……令受众心惊胆战。但处于极端环境下的他们却呈现出别样的崇高之美——乘务长慢慢的爬到工位，特写镜头下，头发凌乱、面容憔悴、极度缺氧的她缓缓拿起对讲机一边吸氧一边呼喊着组员名字，并不断安慰乘客，当观众与乘客一起找寻久久没有应答的五号时，伴随着乘客的呼喊与镜头的转化，我们看到了躺在餐车旁边，腿部、腹部有明显重伤的五号缓缓苏醒，用尽全力的依靠着餐车站起复位并不忘微笑着把身边的乘客安顿好，这是对工作的负责、更是对乘客的负责，这其中的坚韧、勇敢，都在展现着他们恪守职责、巾帼不让须眉的崇高职业魅力。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了从客舱拖着受伤身体的第二机长在拼命的爬向驾驶舱，在舱门打开瞬间，强风迎面而来，此时，驾驶舱内处于机身外的副驾驶身上的衬衣早已是面目全非，机长更是被风吹的眼睛肿大、手臂僵硬、嘴唇发紫。但在如此恶劣环境之下，我们看到了“撩妹”的第二机长拉回了副驾驶、给二者带上氧气面罩、呼叫塔台、给机长按摩……有条不紊的处理着突发情况;机长也是在视力模糊、身体缺氧的情况下毅然紧握方向舵，说要把大家平安送达;副机长更是在复位后看方向、测指数、辅助机长，不顾伤痛的他们尽管是普通人，甚至有着某些不足（如副机长浮夸的性格、机长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