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赛宁的悲剧命运与悲剧性.docxVIP

叶赛宁的悲剧命运与悲剧性 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叶塞宁是20世纪20年代苏联著名的俄罗斯诗人。美国斯罗宁在《美国诗》中称，诗的魅力在于“甜美而忧郁的药”。吕娜卡斯基以《叶塞宁诗》的代表风格命名了当时俄罗斯年轻人普遍存在的抑郁感“叶塞宁情感”。而让叶赛宁在苏联文坛上获得众多不同评论的也正是那些具有 “叶赛宁情调”的诗作 (以组诗《莫斯科酒馆之音》为代表) 。在此, 本文拟重点探究这种情调的形成原因, 分析除了因为“泥罐撞到了瓦罐上” (高尔基语) 或具有执着的乡村情结之外, “叶赛宁情调”与叶赛宁的个人信仰、爱情悲剧的关系。 一、 农村的悲鸣—乡村情结遇挫 叶赛宁的抒情诗素有“永恒的魅力”之盛名, 从在诗歌界初露锋芒的《白桦》开始, 他的抒情诗便一直以景真情深打动读者。而其抒情诗中乡村题材的一类, 向来占有特殊的位置。“乡村赋予他以抒情地咏唱的才能, 赋予他以极丰富的比喻和形象。”叶赛宁的诗一览无余地昭示了诗者深沉的乡村情结, 就是在他后来多变的感情经历中, 自然之恋、乡村之恋的情愫也一直没有中断过。当代著名俄罗斯诗人鲍科夫说:“叶赛宁, 就是大自然;叶赛宁, 就是心灵;叶赛宁, 就是创造出人间一切美好事物的伟大的爱。” 对自然的情感, 是叶赛宁笔端能够不断流淌出众多美丽语词的重要原因。如他的《夜晚, 像煤烟》写道:“夜晚, 像煤烟/流进了窗户/白色的棉纱/正织成布。”煤烟并不美, 可是诗歌中的乡景却是那么美好, 那么和谐, 那股煤烟的乡土气是那么浓。这就是叶赛宁, 这就是叶赛宁心里再熟悉不过的“亲爱的俄罗斯”了。他诗中的众多奇妙语词在传统诗歌中很少有, 有的甚至还是历代诗人所避讳的。譬如在《初雪》中, 他将松树比作老太婆, 写松树在下雪时“如同扎上了/白色的三角巾/弯着腰, 拄着拐棍” 。这种朴素而带有孩童气的语言对于当时诗坛流行的那种奢华的歌体来说, 犹如一股清新的空气, 沁人心脾, 让人迷醉。他笔下频繁出现农村特有的物象, 如:“炉盖上缭绕着袅袅油烟/炉膛里积存着条条灰烬/在长板上那盐罐子后面/新打的鸡蛋壳还在留存。”农村特有的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场景也比比皆是:“老公猫悄悄溜近陶罐/去偷喝热腾腾的牛奶……公鸡在院子里唱起歌/象给和谐的弥撒伴奏。”读完叶赛宁的《狗之歌》后, 高尔基曾这样评价说:“谢尔盖·叶赛宁与其说是一个人, 倒不如说是自然界特意为了诗歌, 为了表达无尽的‘田野的悲哀’, 对一切生物的爱和恻隐之心而创造出来的一个器官。”正因为叶赛宁的抒情诗取得了如此卓越的成就, 有人在1925年最早担心地提出:俄罗斯文学可能因叶赛宁之死失去了自己唯一的真正的抒情诗人。 然而叶赛宁的乡村情结却是时时遇挫的。他在1920年8月1日致利夫舍茨的信中写道:“农村和马赫诺在我们的革命中太酷似这匹小马驹了——它们用血肉之躯的力量在与钢铁之马角逐。”城市工业给“乡村罗斯”带来的变化让叶赛宁心急如焚, 不断写出痛惜之词且一首比一首急促。他的心态随着俄罗斯工业化步伐的加快变得急躁起来, 他甚至开始“苦苦思念”起“天庭”来。 (叶赛宁曾写过《心灵将天庭苦苦思念》。) 而曾经, 他却说过“天堂我不要, 只须留给我自己的祖国” (《你多美, 我亲爱的罗斯》) 。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 叶赛宁的乡村之歌变成了悲鸣。他陆续写出了《猫头鹰叫出了凄切的秋声》《无赖汉》《我是乡村最后一个诗人》《庄稼之歌》等哀悼感伤的作品, 以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发泄了一个在农村长大的诗人在工农联盟中与城市势不两立的敌对情绪。在《我是乡村最后一个诗人》中, 收割机成为一个“无生命异类”, 一个“铁的客人”, 在它的黑色掌窝下, 人们听到“谷穗的嘶叫”。而《庄稼之歌》中, 机器碾米犹如在“吃人”, 麦穗在“他” (机器) 的牙齿里磨细, “镰刀割下了一个个麦穗/象人们从喉管割断天鹅的头”。叶赛宁仇视没有生命感的机器, 并以恶有恶报的观点将矛头指向了制造机器的人类本身。 在一定程度上, 叶赛宁最后的自杀与他的乡村自然之恋是有很大关系的。上述诗作使叶赛宁被扣上了反对工农联盟的帽子, 到自杀前为止, 他共被捕过10次, 部分作品还被列入了“毒草”行列, 这些打击为他后来的精神问题的产生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二、 叶赛宁—信仰危机 叶赛宁的诗中鲜有博大的意象, 有人因此认为他“是一个缺乏深沉而持久的雄伟抱负的人, 或者说是一个缺乏责任感的人”, 并指出他的放浪之举和颓唐之作像是一个没有主见的孩子被别人带错了场所:他加入诗人小组《苦干》, 是因为克柳耶夫;进入“西徐亚人”的圈子, 是因为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成为意象派的代表简直就是被一群居心不良的文人浪子利用了他的名声!然而, 这些评价对于叶赛宁是不公正的, 上述表现是那个变革时代人们思想转变的必然表现。叶赛宁对信仰的追求终其一生但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