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清寺塔与中国天山塔塔的关系.docxVIP

论国清寺塔与中国天山塔塔的关系 天台青寺是中国和日本的天台宗的发源地。它建于隋朝，也被称为“隋朝古庙”。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发展,日本研究天台山寺塔建筑艺术的学者出现了“寻根热”。1988年5月中旬,日本别府大学副教授坂田邦洋专程来天台考察了国清、石梁、万年等寺塔建筑。回国后撰成《论国东塔与中国天台山宝塔的关系》一文,(刊于该校1988年第七期《亚洲历史文化研究所报》上)阐述了天台国清、石梁、万年诸塔的营造格局,建筑形形、建筑材料和艺术风格以及与日大分县国东塔的渊源关系。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笔者为了进一步搞清国清寺塔及天台诸塔历史,曾于1989年8月中旬进行多方考查,有所新的发现,兹述于下。 塔是佛教三大建筑之一,梵语“窣堵波”,又称“浮屠”、“灵庙”。原为半圆形大土冢,即覆钵式“窣堵波”。塔与寺院紧密相连,中国早期的佛教寺院俱以“塔”为中心。塔后建寺,四周僧房楼观。谋代开始,佛殿地位升高,出现寺塔并列,后塔被“挤”于寺外,或前或后,至今已成“定式”。 国清寺塔是一座楼阁砖塔,六面九级,残高59.4米,边长4.6米,无塔刹,为浙江最高的古塔之一。第一层东西向各开一拱门,内空;二至九层六面各设佛龛。塔身每层架角梁木枋,斗拱挑檐,平座倚柱,椽檐瓦栊。塔檐斗拱为五辅作,平座斗拱为四铺作,转角倚柱挑出一半。第一层补间铺作一朵,其上至九层均作二朵。佛龛内壁砖均刻浮雕佛像三尊,每尊高18厘米,俱结跏跌坐于莲台之上,秀眉慈目,颈饰缨珞,紧衣宽袖,神态逼真。全塔结构精巧华丽,雄伟壮观,虽年久失修,风采不减当年,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关于寺塔始建或重修的确切年代,向无专文辨析。或言“隋塔”,或称“宋塔”。然查史籍,确始建于隋。开皇十七年(597)十一月,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圆寂前,曾写信给晋王杨广(后为隋炀帝),请其资助建造国清寺。翌年正月,杨广命司马王弘至天台山,按智者生前所绘图样“创造寺塔”。仁寿元年(601)十月,寺塔初成,天台僧众又致函杨广,表示谢意,并称“寺居五峰之内,夹两涧之流。堂殿华敞,房宇严秘……既兴塔庙,故现灵奇”。隋柳顾言《敕国清寺碑文》亦载“创起塔庙”,唐李邕于开元十六年(738)所作的《国清碑》更具体:“是寺本题天台。先是(智者)大师,尝梦定光禅师教曰:‘寺若成,国即清。’大业元年(605),僧智璪启其禅以为号,炀帝以而改焉。至义宁(617—618)之初,寺宇方就,事嘱皇运,言符圣僧。粤若右赤城、左沧海,艮背曾阜,襟开平原。势雄侈于古今,奇表严净于江汉.建置崇丽,虑矩恢殊。广殿磴于重岩,周廊庑于绝。峰台纳景于下视,雁塔排云于中休……”唐著名隐逸诗人寒山子的天台山水诗正与此相印:“丹丘迥耸与云齐,空里五峰遥望低;雁塔(佛塔通称)高排出青嶂,禅林古殿入虹霓;风摇松叶赤城秀,雾吐中岩仙路迷;碧落千山万仞现,藤萝相接次连溪。”李邕称“义宁之初”,已“雁塔排云”;中唐的寒山子又云“雁塔高排出青嶂”,两相印证,可见此塔确始建于隋代。 再从塔内发现的文物及铭文砖来看,亦证明此塔始建于隋,重修于宋。 民国二十四年(1935),国清寺雇工修理此塔时,于第二层内壁发现了刻铭“导师、弥勒、药王、文殊、普贤、观世音、大势至”七尊线刻造像。陈钟祺《天台山文化史》记云:“民国二十四年,国清寺僧雇工修理寺前古塔。工人于无意中忽发现第二层所藏之石像……走告寺僧,命其取下,以纸拓之。刀法匀净,神气盎然,洵杰作也.不可拓者十余尊,均置一室,(今嵌于国清三圣殿西厢壁上),供人观览.” 这七尊线刻造像皆为石质,每尊高130厘米、宽43厘米。造型优美,比例适宜;线刻纤细有致,刀法流畅奔放;脸部丰满圆润,头戴莲花冠,顶有光环,冠上宝缯下垂至肩,颈饰串珠,胸挂缨珞,帔帛由两侧下垂交于两腿间,交叉处为一菊花结服饰,均跣足立于莲台之上,陈钟祺认为是隋代所刻。1956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来天台山考察,断定为隋代之物,并把佛像拓片带回北京。笔者亦认为是隋代所刻,这从弥勒、观世音的线刻造像能得以佐证。中国佛教寺院自五代以来,弥勒形像大多以晚唐五代时期的浙江奉化“布袋和尚”契此(?—916)为原型,即笑口常开的大肚佛。而弥勒线刻造像,则头饰花冠,顶有光环,颈垂串珠,胸挂缨珞,身穿菊花结宽袖服饰,双手合十,头部造型近似五世纪雕刻的新昌大佛寺的弥勒像。 观世音因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省称“观音”。自日本天台宗高僧惠萼晚唐时在浙江普陀山开创“不肯去观音院”后,普陀山遂成为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中的观音道场,其观音造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今普陀山杨枝庵内尚有一尊观音石刻像(今定为国家二级文物),系明万历(1573—1620)年间台州庠生刘聚福等据店代著名画家阎立本之观音像拓本勒刻而成.阎立本所画的像,已省称为“观音”.且面部较为丰满,头顶已无光环,坦胸跣足,妙丽端庄,更具女性特征。两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