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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写本《皇侃论语义疏》的体例和样式
梁启祥的《论语》(以下简称《尚书》)在南宋失去了它。此书的日本刻本,于清乾隆年间传入中国,曾引起中国学者的重视和争论。二十世纪初,在敦煌石窟发现了唐写本《皇疏》(伯3573号)残卷,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敦煌学专家王重民先生把敦煌写本与知不足斋翻刻本作了比较,认为日本刻本是日本人的改编本,敦煌写本才是《皇疏》的原形。此说至今似成定论。
王重民先生学问渊博精深,但自云:“惜客中事冗,恨不得详考。”笔者有幸参加敦煌文书《论语》部分的整理工作,对写本与刻本逐字逐句作了比较,发现刻本是否为日本的改编本、写本是否为《皇疏》原形,均存在疑问。于是不揣浅陋,撰写此文,试图对写本的性质及其相关问题作一些探讨。不妥之处,尚祈方家教正。
首先比较写本与刻本的异同。
写本存《学而》、《为政》、《八佾》、《里仁》四篇。《学而》的“学而时习之”章稍残,《里仁》仅至“事父母几谏”章。共649行,16 000余字。
中国刻本的底本是日本根本伯修于宽延年间(1748—1751年)根据口本足利学所藏古抄本重刻的刻本。此本约于乾隆三十六年传入中国,四库全书收录的就是此本,知不足斋翻刻根据的也是此本。根本重刻本曾根据闽、监、毛的《邢疏》本,大改了古抄本的旧体式。杨守敬《留真谱》指出:
《论语皇侃义疏》为海外逸书,真本无庸拟议。独怪根本逊志(按:“逊志”当为“伯修”别名)所刊《义疏》,其体式全同闽、监、毛之《邢疏》本,……安得《皇疏》旧本一同明刊之式,此怀疑未释者。及来此,得见《皇疏》古抄本数通,乃知其体式迥异。
日本武内义雄大正十二年(1923年)参稽十几种日本古抄本作《论语义疏校勘记》,也指出:
根本伯修所刊《皇疏》体式,全同闽、监、毛《邢疏》本,与旧抄本迥异。
因此,中国刻本的体式与日本古抄本也完全不同。然而内容应是一致的。笔者比较了知不足斋本与武内义雄本《学而》至《里仁》四篇,发现内容确实大体一致,不同之处仅属校勘问题。武内义雄曾撰《关于梁皇侃论语义疏》一文,将古抄本分为两大系统,但就内容而言,各抄本也大体一致。就是说,在内容(包括经、注、疏)方面,写本可与任何刻本相比较,但在体式方面,我们只能用武内义雄刻本与写本比较。
一、关于体式
刻本两篇为一卷,前标卷数。每篇前标篇次、章数。每篇第一章经文开头顶格。每句经文之下皆有本句经疏或注、注疏。各章经文之间基本无断限,下章经文紧接上章经疏;若经文前为注或注疏,则虽同属一章经文,亦转行顶格。经、注均为大写单行,经疏、注疏为小写双行。
写本有卷数,无篇名。每章经文开头顶格,总录全章经文,注文附在经文中或最后。其下为疏,先以“此明”二字开头,总括全章大意。然后空格为经疏或注疏。经文大写单行,注、疏小写双行。
二、关于经文
刻本《学而》凡十六章,《为政》凡二十四章,《八佾》凡二十六章,《里仁》至事父母几谏”章凡十八章,一共八十四章。
写本按刻本分章计算,仅有三十八章,另外四十六章全被删去。所存三十八章经文删节亦多。按前分章计算,共有十二章经文不全。有的有首无尾,约有八章,其中四章仅存第一句。如《学而》第七章经文:“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亲,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写本仅有“子夏曰:‘贤贤易色’”一句。有的有尾无首。如《学,而》第八章经文:“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写本省去“君子”至“不固”一句,仅有“主忠信”至“勿惮改”一节。有的首尾虽全但中阙。如《为政》第二十三章经文:“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写本无中间“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一句。有的又两章合为一章,但经文不全。如把《八佾》第十章“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与第十一章“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合为一章,但仅取至“或问禘之说”,以下均省去。有的又将一章分作两章,经文亦不全。如把《八佾》第二十四章“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分作二章,“仪封请见者”(“封”下省“人”字,“见”下增“者”字)一句为一章,“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一句为另一章,中间经文皆省。还有章次颠倒的情况。如《八佾》“哀公问”章本应在“关雎”章之后,写本置于“关雎”章之前。
三、关于注文
刻本注文基本同于十三经注疏本《邢疏》。
写本注文一律仅录开头数字,下赘“云云”二字以示省略。注文条数及配置有三类情况:一类与刻本无异。写本一至七章、九至十一章均属此类。二类仅经文末有注,其余均省。写本第八章、十二至二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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