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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孤独症危险因素病例对照研究 祖母抑郁是儿童时期神经精神障碍的一种障碍。这是一种广泛以社交障碍、语言交际障碍、狭隘兴趣和重复障碍为特征的开发障碍。f。未经矫治的孤独症预后大多不良,严重影响儿童的身心发展,给家庭、社会造成沉重得负担［２］。我国尚未对自闭症患儿的人数进行统计,但有文献报道,我国估计拥有孤独症患者50~500万人［３］。 国内外孤独症患病率的报道显示总体患病率呈上升的趋势［４－６］。近年,国内王馨等［７］在广州市幼儿园儿童孤独症的流调结果显示,孤独症谱系障碍的患病率为75.4/10 000 (95%CI:53.8/10 000~ 97.0/10 000),孤独症的患病率为29.5/10 000 (95%CI:16.1/10 000~43.1/10 000)。现有的孤独症患病率数据提示,孤独症已经不再是过去认为的极罕见病,同时孤独症伤残率非常高,对个体、家庭、社会造成极大的影响,应该引起公共卫生人员和社会各界的关注。迄今为止,其病因和发病机制仍不明,目前认为与遗传、外部环境(母体疾病、孕早期受致畸原影响、围生期损伤等)及两者共同作用有关［１，８］。有学者认为,一些外部危险环境因素暴露会导致易感基因表达,从而引起孤独症发病［９］。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通过病例对照研究,探讨孤独症的危险因素,为今后进一步揭示孤独症病因奠定基础。 1 调查方法及数据来源 1.1对象病例组:2011年5月-2012年12月就诊于广州市中山三院的孤独症儿童165例,其中男144例,女21例,平均年龄为(4.07±1.68)岁。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DSM-IV)儿童孤独症的诊断标准,同时排除精神发育迟滞、精神分裂症、Asperger综合征及其他发育障碍性疾病。 正常对照组:同期在黄埔区妇幼保健院入园体检正常儿童,排除孤独症谱系障碍、精神发育迟滞,语言发育迟缓及其他发育障碍性疾病。 共320例,其中男258例,女62例,平均年龄为(3.06±1.96)岁。 两组性别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3.392, P=0.066),两组年龄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2.207,P=0.141),说明两组具可比性。 1.2方法采用自编的孤独症危险因素调查表进行调查,调查表由家长当场填写,当场收回。调查内容包括:儿童基本情况:妊娠周数、出生体重、出生身长、出生方式、出生时有无早产、低体重、过期产、剖腹产、窒息或缺氧史等;孕产期有关因素:生育年龄、 有无流产史、孕期有无抑郁、感染、不良用药、使用电脑、先兆流产、吸烟及被动吸烟史等;家庭基本情况: 父母文化背景、经济状况、家族史、家庭成员性格等项目。 1.3质量控制合理设计调查问卷,统一调查方法,培训调查员;通过预调查,发现问题并及时调整, 保障调查的可行性;与调查地点的相关职能部门做好沟通协调工作,提高调查对象依从性;问卷当场发放,当场收回,专人质量检核;使用Epi Data 3.1软件包进行数据录入,采用双录入方式,每份问卷独立录入两次,数据经核查无错漏后再进行统计分析。 1.4统计学方法采用Epidata 3.1录入并检查核对,采用SAS 13.0统计分析软件,计数资料使用χ２检验,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危险因素分析采用Lo- gistic回归分析,显著性水平α定为0.05。 2 两组儿童母亲性格、出生时及出生危险因素的比较 2.1两组儿童父母生育年龄的比较孤独症儿童母亲生育年龄≥35岁者占比例较正常组高,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孤独症组儿童父亲生育年龄与正常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1。 2.2两组儿童父母性格比较孤独症组儿童父亲性格内向者较正常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两组儿童母亲性格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1。 2.3两组儿童母亲孕期危险因素的比较与对照组相比,病例组孕期危险因素中的母亲孕期抑郁情绪、被动吸烟及有人工流产史所占比例较大,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感染史、不良用药史、先兆流产史、使用电脑史等的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2。 2.4两组儿童出生时及出生后危险因素比较孤独症组与正常组儿童的出生时及出生后相关因素(早产、过期产、剖腹产、低出生体重、新生儿窒息/缺氧、高胆红素血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3。 2.5危险因素的多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将上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 , 按逐步法分别代入各自的多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 , 结果显示母高育龄 、 孕期抑郁 、 孕期被动吸烟 、 有人工流产史以及父亲性格内向是孤独症危险因素 。 见表4 。 3 孤独症发生危险因素分析 3.1母亲高龄因素与儿童孤独症的发病有关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母亲高龄因素与儿童孤独症的发病有关［１０－１１］。本次研究显示,孤独症组儿童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