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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刑法典中的商业贿赂犯罪 商业贿赂犯罪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阻碍国家正常发展。因此，世界各国政府高度重视打击和预防。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商业贿赂犯罪也呈上升趋势,医疗、教育、体育等领域内的商业贿赂行为已经引起了刑法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的高度重视,立法机关也开始着手修改有关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但就理论现状而言,学术界对商业贿赂犯罪的存在范围、主体等问题还存在激烈的争论。本文试图通过对日本刑法有关商业贿赂犯罪规定的简要介绍,为我国学者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当然在行文前首先有必要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概念作出说明。由于商业贿赂犯罪并非我国的法定罪名,因而理论上的看法也就有较大差异。事实上,可以在不同层面上理解商业贿赂犯罪。从广义上看,只要是在商业活动中发生的贿赂犯罪都可以称为商业贿赂犯罪。根据这种理解,发生在公务性的商业活动中的贿赂行为完全可以被视为商业贿赂,因而国家工作人员也可以成为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换言之,普通贿赂犯罪中就包含有一部分商业贿赂犯罪。而从狭义上看,商业贿赂犯罪是与普通贿赂犯罪相对的不同的犯罪,专指非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活动中所构成的贿赂犯罪,即我国刑法第163条所规定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与第164条所规定的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由于我国学者多是在狭义上理解商业贿赂犯罪,本文对日本刑法中商业贿赂犯罪的介绍也指的是狭义上的商业贿赂犯罪。 一、 日本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特征 (一) 刑法中的贿贿罪罪状 与中国刑法的规定一样,日本刑法中并没有商业贿赂犯罪这样一种独立的罪名。日本旧刑法只规定了受贿罪(第284条),没有规定行贿罪。日本现行刑法初订于1907年,原先规定的贿赂罪,仅含刑法第197条的单纯受贿罪、加重受贿罪和第198条的行贿罪。1941年对刑法作了修改,增加了请托受贿罪、事前受贿罪、第三者供贿罪和事后受贿罪四个罪名。1958年,新增了斡旋受贿罪和斡旋行贿罪,完善了有关没收、追缴贿赂的规定。1980年,提高了除加重受贿罪之外的受贿罪的法定刑,提高了斡旋行贿罪的法定刑。1992年将行贿罪的罚金额提高到250万日元。 刑法中的这些修改维持了将受贿罪的主体限定在公务员与仲裁人的范围之内的原则。根据日本刑法第7条的规定,公务员是指国家或者地方公共团体中的职员,以及其他依照法令从事公务的议员、委员和其他职员。而仲裁人是基于法律被认为具有仲裁权限的人,单纯的事实上从事纠纷调解的人不包括在内。 但2003年公布的《仲裁法》第50条规定了与仲裁人相关的贿赂犯罪,因此,刑法第197条、第197条之2、第193条之3的贿赂罪的主体变更为“公务员”。这样,日本现行刑法典中就仅有关于公务员贿赂罪的规定,而没有关于其他主体的任何有关贿赂犯罪的规定。 (二) 关于行贿罪的规定 日本刑法典历次的修改主要是扩张行为的形态,但在特别法中,则对贿赂罪的主体作了扩大,规定了各种特殊主体的贿赂犯罪,由于这些犯罪多是发生在经济活动之中,所以大致相当于我国所指的商业贿赂犯罪。 具体而言,日本在附属刑法中规定了如下商业贿赂犯罪: 1.《商法》、《有限公司法》中规定公司的发起人、董事等的受贿罪以及对他们的行贿罪。如商法第493条规定发起人、董事等的渎职罪,“(1)第486条或第487条所载人、检查人或监查委员,就其职务接受不正当托付,收受、要求或约定财产利益时,处5年以下惩役或500万日元以下罚金。(2)提供、申请或约定前款的利益的,处3年以下惩役或300万日元以下罚金。” 第494条则规定有损公司的行贿、受贿罪,“(1)就下列事项接受不正当托付,收受、要求或约定财产利益者,处5年以下惩役或500万日元以下罚金。① 于创立全会、股东全会、公司债权人会议上发言或行使表决权;② 提起第4章规定的诉讼、参加第268条第2款及第280条之11第2款所定诉讼,行使集有发行股份百分之一、百分之三或十分之一以上股东的权利,行使集有300股以上股份的股东的权利,行使集有公司债总额十分之一以上的公司债权人的权利;③ 行使第272条、第280条之10、第381条第1款、第431条第1款、第439条第2款及第452条第1款所定权利。(2)提供、申请或约定前款利益者,与前款同。” 2.《破产法》中规定破产清算人(破产管财人)、监察委员的受贿罪以及对其的行贿罪。日本破产法第380条规定:“(1)破产管财人、监查委员,就职务上的事项,收受、要求或者约定贿赂的,处3年以下惩役或20万日元以下罚金。破产债权者、其代理人、理事或与之地位相似者就债权者集会决议,收受、要求或者约定贿赂的亦同。(2)于前款场合所收受的贿赂,应当没收。贿赂的全部或者一部分无法没收时,追征其价款。” 第381条规定行贿罪,“(1)向破产管财人、监查委员、破产债权人、其代理人、理事或与之地位相似者,交付、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