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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京本通俗小说》 聂恩彦同志于1986年出版。《北京的一般理论》第三卷发表了一篇关于“重新调查北京的一般理论”的文章。旨在证明《京本·拗相公》和《京本·冯玉梅团圆》确系宋代话本,而非缪荃孙伪造。对苏兴同志的《再谈京本通俗小说问题》(《见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一文提出异议。但仔细拜读之后,觉得大作持论并不能使人膺服。有一些想法写出来请聂恩彦同志指教。 有关《京本通俗小说》的真伪问题,马幼垣、马泰来二位先生在《清华学报》新五卷第一期上就已提出,认为《京本通俗小说》是缪荃孙作伪。苏兴同志在1978年第3期《文物》上发表了《京本通俗小说辨疑》一文,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他们的论证都相当确凿有力。文章俱在,故兹不再重述。 当然,聂恩彦同志的《再考京本通俗小说》并没有在《京本通俗小说》的真伪上面多做文章。而旨在驳议苏兴同志的《再谈京本通俗小说问题》,认为苏兴同志说《京本》中的“《拗相公》和《冯玉梅团圆》不是宋人的作品,而是冯梦龙编撰《三言》中的拟话本小说”,证据不足,是“疑者自疑”。但读了聂文之后,觉得也尚欠说服力。聂恩彦同志认为《京本·拗相公》写王安石罢相归金陵途中所遇的事情,“其中的情节,在宋人的笔记里就有记载。”《邵氏闻见录》中就有讥斥王安石执拗的话。因此确认邵氏的话就“是《拗相公》话本的主题思想。”“小说称王安石为拗相公,并以此诨号为小说的标题,就清楚地说明作者是站在保守派一边来创作这篇话本的。”笔者以为,这一推论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高榷。其一,说王安石归金陵途中所遇的事情,在宋人笔记里就有记载。但《邵氏闻见录》中只不过说王安石是拗相公,至于小说的情节,从该书有关的记载中一点也看不到。其它宋人笔记中也不见记载此事,故聂恩彦同志的所谓“有记载”实无着落。其二、说这篇话本的作者是站在保守派一边来进行创作的,岂不等于说,混迹于勾栏瓦舍中的书会先生也在参与政治斗争了?其三、只要了解一点小说史的人都知道,话本和拟话本是有很大区别的。话本是说话人用的底本,往往只记故事梗概和说话的要点,语言多粗疏朴拙。而拟话本则是文人摹仿说话人进行的创作,所以语言要比话本文雅得多,叙述也要缜密得多。学界一般认为宋元时期尚无拟话本出现,而《拗相公》显系文人创作的拟话本(《冯玉梅团圆》也是)。聂恩彦同志把它称之为“宋人的话本小说”合适吗? 另外,因为聂恩彦同志认定“作者是站在保守派一边来创作这篇话本的”,所以进而推论:这种“对王安石的仇恨心理,到了咬牙切齿的程度……这显然不是宋以后人写王安石所能有的感情。因为宋以后人写历史小说,虽不一定能正确地认识王安石变法的社会规律,但却不会怀着刻骨的仇恨,和邵伯温一鼻孔出气,歌颂邵雍,攻击新法,辱骂王安石。”这一推断似乎很有道理,然而经不起推敲一下,因不满于王安石变法而指责王安石性格执拗,甚至辱骂王安石的,并不限于宋人,后代思想保守僵化的封建统治者与持这种观点的被统治者同样如此。因此说“对王安石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虽然不是宋以后人所能有的感情”这一论断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这样的推断能够成立,那么并非三国时代人的《三国演义》的作者痛骂曹操,并非宋人的《水浒传》的作者痛骂高逑、童贯,又当作何解释呢?其实,我们从小说中看,王安石罢相归金陵,为了不惊扰百姓和地方官吏而微服出行,这种描写并无任何恶意可言。而写他屡屡看到那些辱骂他的诗词甚而被村叟老妪当面责骂,也都忍受过去,丝毫没有恼火和报复的念头。有这样的品行和度量的人在读者心目中还是相当可敬的。这能说明作者对王安石仇恨到“咬牙切齿的程度而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吗?所以,我们说用这些来证明《拗相公》是宋人所作是不足征信的。 聂恩彦同志认为苏兴同志仅把《拗相公》与《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加以比较,而没有用《拗相公》与《效颦集》中的《钟离叟妪传》加以比较。因此断定苏兴同志说《钟离叟妪传》影响了《拗相公》是不正确的。我认为在没有更翔实的材料可资证明的情况下,说苏兴同志的推理尚欠说服力,并无不可。但聂恩彦同志仅以自己在《京本通俗小说探考》一文中所列的证据和孙楷第先生的推测以及1957年出版的《效颦集》的说明为依据,就肯定地说“《拗相公》的确是宋人话本小说,不应该再有怀疑了”,仍不免失之武断。聂恩彦同志在《京本通俗小说探考》中所列的证据,的确是够“众多”了,但其中却并无一条靠得住的力证。至于孙楷第先生说《钟离叟妪传》“断断乎非弼之文也”是有道理的。也许赵弼曾经听过这么一个故事,也许他确曾看到过这样一段文字,这都是有可能的。而孙先生说《钟离叟妪传》“与小说出于同一底本”不过是一种推测。而1957年出版的《效颦集》中的说明,显然是在肯定了《京本通俗小说》在宋元时就确有其书的前提下,才认为“以《京本通俗小说》与之对勘,可以看出《效颦集》中删去情节很多”的。而现在,我们要考证的是《京本通俗小说》的真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