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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 定陵是明朝第13位皇帝朱义军及其两位王后的陵墓。万历十二年（1584年）和万历十八年（1590年）完成，总面积为800万两银子，相当于当时的两年纳税收入。其地下建筑有玄宫;地上建筑由宝城、明楼、棱恩殿、棱恩门、左右廊庑、宰牲亭、神厨、神库、碑亭组成,占地约180000平方米。1956年至1958年,我国政府组织考古工作者对定陵地下玄宫进行发掘,出土文物近3000件。1959年在原址建立定陵博物馆。定陵以气势恢宏的地面建筑、高大神秘的地下宫殿、旷世绝伦的文物珍宝闻名世界。 发掘明陵的长效机关 1955年10月4日,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办公桌上,平放着一份刚送来的“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 政务院: 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今天,我们的文化事业也得到了飞快发展。为了进一步加强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我们请求对十三陵中的明朝统治者朱棣的长陵进行发掘。 封建统治阶级的帝王,死后陵墓中都有大量殉葬品。朱棣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儿子,他在世时迁都北京,是十三陵的首陵,殉葬品可能比其他陵墓更多些。通过对长陵的发掘,以活生生的事例与实物,进行历史探索,并利用这些器物,进一步开展对明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史实的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陵墓发掘后,就原址建立博物馆,将出土器物整理陈列。以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古为今用’的方针,向广大群众进行阶级教育,进一步认清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丑恶面目,加强对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同时,也增加首都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内容。 当否,请批示。 这份报告由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起草。吴晗3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对明史颇有研究,早有发掘十三陵的打算,只是由于战争频仍,条件不成熟而未能如愿。随着新中国各项建设的开展,考古工作也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一批考古新人也在成长,吴晗觉得发掘明陵是时候了,于是联合郭沫若、沈雁冰、邓拓等文化名人,写下了这份报告。 习仲勋看罢报告,觉得事关重大,立即批转主管文化事业的陈毅副总理,并呈报周恩来总理阅示。 然而,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对发掘明陵持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尽管我国的发掘工作早在20年代就已起步,有着发掘仰韶文化遗址、北京猿人化石等经验,但技术水平还难以承担发掘皇陵这样巨大的工作,出土的古物在保存、复原方面的技术也不过关,必须慎重。 双方意见不一,究竟是发掘与否,都把希望寄托在周总理身上。5天之后,周恩来总理在报告上挥毫签字：“同意发掘”。巨人的抉择,使中国的考古事业揭开了新的一页。 1955年初,在吴晗的主持下,成立了“长陵发掘委员会”。成员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王昆仑、《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范文澜、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张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委员会下设一个工作队,由文化部文物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共同抽调人员组成,共9人,具体从事发掘工作。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生、年仅28岁的赵其昌任队长,白万玉任副队长。 挖掘定位确定陵前的地下玄宫入口 一切准备就绪,工作队便开始了对长陵的调查工作。赵其昌带着队员们携带各种考古工具,冒着纷飞的雪花、顶着刺骨的寒风来到位于北京郊区昌平县天寿山十三陵的长陵后,在宝城、宝顶上进行勘探。我国从周代起,墓上就开始出现封土坟头。帝王陵墓发展到明清时代,布局建筑形式趋向定式,封土都采取宝城、宝顶的形式,两朝30多个皇帝和上百个后妃的坟头,都为宝城宝顶,其建筑方法是在地宫之上砌筑高大的砖城,在砖城内填土,使之高出城墙成一圆顶。城墙上设垛口和女墙,宛如一座小城。城墙称之为“宝城”,高出的圆顶称之为“宝顶”。发掘明陵是我国有组织地用考古学方法,对皇陵的第一次科学发掘,而不是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时的野蛮发掘。勘探的目的是要找到通往地宫的隧道,有条不紊地在保持陵墓及墓内棺椁、古物完好的前提下进入玄宫。偌大个皇陵,地宫入口究竟在哪里?考古队员们在宝城、宝顶上勘探多日,毫无结果。 冬去春来,转眼又是一个年头。鉴于长陵勘探毫无线索,发掘委员会决定先挖一个小的陵,等有经验后再挖长陵,于是发掘的目标转向献陵。献陵埋葬的是朱棣的长子仁宗朱高炽,陵园规模较小,距长陵地域最近。然而,工作队员们经过近半个月的勘察仍无所获,没有找到地宫入口的蛛丝马迹。经夏鼐、郑振铎等研究,又决定将发掘目标转向定陵。定陵建成至今仅300多年,其规模仅次于长陵,曾遭受过3次大火,地面建筑遭到很大破坏,其中明末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逼近京城时,从柳沟入德胜门,攻下十三陵,焚烧了十三陵大殿,捣毁了定陵、庆陵、德陵城墙与城门,整个十三陵“砖石遍地,大火三日不绝”。清军入关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