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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魏孝文帝长陵新考 孝文皇帝从平城（今山西大同）搬到洛阳后，成为孝文、玄武、孝明、孝庄、揭玉、孝武的六位皇帝，历时41年（494-534）。其中孝明帝(元詡)为其母胡太后毒死,孝庄帝(元子攸)为尔朱兆所杀,节閔帝(元恭)为高欢所废,孝武帝(元修)为宇文泰所杀,故仅有孝文、宣武二人应在洛阳附近建有陵墓。孝文帝迁洛以后,为了緩和民族之間的矛盾,會經采取了一系列推行汉化的措施。太和十九年(495年),便規定了迁洛的鮮卑族人死后葬在洛阳,不許归葬代北。因此当时的王公貴族死后也必須葬于洛阳。从近数十年来洛阳北邙出土元氏墓志之多,也可以看到这一政令推行的梗槪。 如上所述,当时孝文、宣武的陵墓,旣在洛阳附近,然而它們的具体位置究竟在何处呢?关于这个問題在淸朝的乾隆年間,會引起龔松林的注意。当他編篡《洛阳县志》时,會对北邙許多墓塚作了些考证,幷勒石于諸墓之前,指出某塚系某代某帝之陵,但謬誤甚多。《洛阳古今談》一书对北魏孝文帝“长陵”的地理位置也會加以考证,他說:“后魏孝文帝长陵,《魏书》太和二十三年四月崩,葬长陵。幽皇后馮氏葬长陵塋内。昭皇后先葬长陵东南,肃宗移葬长陵西北六十步,其地在瀍水西,今已堙圮。陪葬王公,出土墓志百余种,均在今城邙山上”。陆继輅、魏襄編纂的《洛阳县志》卷一八在后魏孝文帝长陵条下引《魏书》后云:“初,帝孝于文明太后乃于永固陵东北里余营寿宮,遂有終焉瞻望之志。及迁洛阳,乃自表瀍西以为山陵之所”。他們都指出长陵在瀍水以西,但是具体位置仍然未能确指。 1946年2月,魏文昭皇太后山陵志石在洛阳被盜掘出土,是年12月郭玉堂先生得知后,曾对志石出土地点进行过調查,幷将該石购回保存。关于文昭皇太后山陵志石的出土情况,郭玉堂先生在他編著的《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記》(以下簡称《时地記》)一书中,有一条眉批,說魏高皇后墓志(神龟二年)于1946年2月在洛阳大小塚之小塚内出土。幷云“石徑厚,运石不便,剖两段,今魏文昭皇太后山陵墓志在随中打碎。墓是馬道坡。出土陶器数十件。本年二月初四日在海資集小飯館見前李村人李姓,一一告之,墓内淤土滿室,系八卦穿鼎(券頂)結构,室内陶器未出完。十二月廾八日石运海資集,玉堂购得保存。” 魏文昭皇太后山陵志石,1956年由郭玉堂先生献交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二队,后又轉交洛阳市文物管理委員会,現藏洛阳市王城公园碑林中。这方志石的左边已殘缺,殘高66、寬55、厚20厘米,銘文殘存十六行,滿行十九字(图一)。 由于这方山陵志淸楚地記录了文昭皇太后以神龟二年祔葬于高祖长陵之右,因此,弄淸它的出土地点,对于我們探索长陵的位置有很重要的帮助。 根据《时地記》,知道上述山陵志石出于大小塚之小塚。为了查明两塚的位置,执笔者會于1958年初訪問过洛阳南石山村的莫培胡先生,根据他提供的材料,于該年2月間調查了这两个土塚。 这两座土塚位于洛阳老城西北15公里的官庄村东,地在瀍河以西,邙山之阳(現属河南省孟津县境内)。其东南一塚較大,高約35、徑45米;西北一塚較小,高約23、徑35米。由于两塚相近,故群众称其为“大小塚”(图二)。魏文昭皇太后山陵志就是出于小塚之内。由于小塚位于大塚之右,文昭皇太后山陵志銘上写着“祔高祖长陵之右”,所以推知大塚即为长陵。 《魏书》卷一三云:“孝文昭皇后高氏,司徒公肇之妹也。父颺,母盖氏……后自代如洛阳,暴薨于汲郡之共县。……先葬城西长陵东南,……号終宁陵,置邑戶五百家。……(肃宗)又詔曰:文昭皇太后,尊配高祖,祔庙定号,促令迁奉,自終及始,太后当主,可更上尊号称‘太皇太后’,以同汉晋之典。正姑妇之礼,庙号如旧‘文昭’。迁灵櫬于长陵兆西北六十步。”这段文献所記录的长陵与文昭后陵的地理方位与大小两塚完全相符。 官庄村东地的大小塚之間的距离,今約103米。若以北魏中尺(一尺等于28厘米)換算,其长度約当367.85尺。若按1步等于6尺計算,則为61.3083步,略多于《魏书》所記录的六十步。如果再加上两塚在千余年間所受自然和人为的剝損,两者的距离就更接近于《魏书》的記載了。 解放以前的三十年間,洛阳地方盜墓之风甚熾,因此,北邙出土元氏墓志甚多,虽然缺乏科学記录,但《时地記》一书尙能說明其中大部分石刻的出土位置。其中祔葬于长陵兆域附近諸墓所出土的墓志,其銘文中尙保存有可以作为探寻长陵陵址的旁证材料者,列为表一。 由表一所列元氏墓志和吐谷渾璣墓志所記录的它們的墓位和长陵的方位关系,参照《时地記》所載各志出土地点,可以看出它們大体上是以长陵为中心而分布在陵址的西北,北,东和东南三面(图三)。北魏文昭皇太后的山陵志出于小塚,志石却銘刻着“祔葬于高祖长陵之右”。这就表明长陵陵址位于这些祔葬墓群的中央。所以,我們认为长陵陵址就是現在孟津县官庄村东地“大小塚”的大塚。 赵万里先生对北魏长陵址也曾作过推定,他在《汉魏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