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传统与《论语》学文献关系之辨.docxVIP

《诗》学传统与《论语》学文献关系之辨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科学家们充分重视古代思想和社会研究的重要性。就经学而言, 如马王堆帛书《易传》已经使早期的易学研究呈现出新面貌, 而郭店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以及清华简等, 为经学研究提供了更宽泛而丰富的材料。“六经”作为经典系统在战国时期的存在得到了直接证实,1我们可以看到详略不等的关于《诗》、《书》、《礼》、《乐》、《周易》和《春秋》的解释及论述, 部分印证了汉人所说的不同经典的传承谱系。本文主要讨论出土文献中所见的《诗》学传统, 并分析其与儒家心性之学的密切关系。 一、 《诗》学文献的结构 至少在春秋时期, 《诗》就已经具有经典的地位, 和《书》一起被看作是“义之府也”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 是贵族教育的重要内容。孔子以《诗》《书》《礼》《乐》教, 并给其注入新意义, 开始了经典儒家化的进程。2《论语》所见孔门关于《诗》的论述有十余则, 其中如“《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 曰:思无邪”涉及《诗》的宗旨,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提到《诗》之功用, “《关雎》, 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具体讨论《关雎》篇的大意。孔门四科包括“德行、言语、政事、文学”, 所谓文学即偏重在经典, 代表人物是子游和子夏, 属于孔子后进弟子。《论语·八佾》篇曾记载了子夏和孔子就“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 素以为绚兮”3进行的讨论, 孔子指出“绘事后素”, 子夏进而引申出“礼后乎”的认识, 得到了孔子的称赞。汉人经常把子夏视为经学之宗, 如徐防以为“诗书礼乐, 定自孔子;发明章句, 始于子夏。” (《后汉书·徐防传》) 《汉书·艺文志》记载《诗》之传授云:“又有毛公之学, 自谓子夏所传”。郑玄等均以《诗大序》为子夏所作, 可见在后人心目中其与《诗》学的密切关系。 战国时期的传世典籍中, 《孟子》《荀子》中都有大量引《诗》论《诗》的文字, 但都难说是专门的《诗》学文献。《诗》学文献成立的主要特征有二:其一是形式上的, 即文献本身对《诗经》的称引和解释。这种称引当然不是偶然的或零碎的, 诸如在某种讨论中偶而出现一个《诗》云或《诗》曰, 显然不能满足作为《诗》学文献的形式上的理由。一般而言, 在儒家推崇的诸多经典中, 《诗》学文献并不涉及《诗》以外的其他书籍, 而且, 其对《诗》的称引和解释应该与其主题有内在的关联。其二是内容上的, 即该文献讨论的主题与《诗》的解释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分为一般的和具体的两种。就其一般的方面来说, 由于“《诗》言志”的性质, 《诗》学文献的主题多与心的讨论 (以及相关的性) 有关。就其具体方面来说, 对具体诗句的称引总是伴随着朝此方向的某种解释。4 可以再补充说明的是, 形式上的根据其实是表明某篇文献是专门解释或发挥某部经典的文字, 一如《易传》之于《周易》;内容上的根据则牵涉经典本身的特点与其解释方向之间的关系。如《周易》本为卜筮之书, 沟通天人, 《易传》的解释就重在会通天道与人道;《诗》言志, 解释《诗》的文献就顺着情志的方向, 而发展出注重心与性的学说。 以上述的标准来衡量, 现存战国时期文字中可以归入《诗》学文献的几乎没有。如果我们相信《中庸》是子思的作品, 那该篇无论从形式或内容上都符合上述的两点, 可以算作是仅见的一种。5但在过去几十年的出土文献中, 《五行》、《孔子诗论》和《民之父母》三种似均可列入。其中《五行》见于郭店楚墓竹简以及马王堆汉墓帛书, 学者一般认为与子思氏之儒学关系密切。6后两种见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这三种文献所涉及的经典只有《诗经》, 且主题与心性之学有着直接关系。其中郭店竹简《五行》引《诗》凡八条:7 1.未见君子, 忧心不能惙惙;既见君子, 心不能悦。亦既见之, 亦既觏之, 我心则□, 此之谓也。 2.未见君子, 忧心不能忡忡;既见君子, 心不能降。 3.淑人君子, 其仪一也。能为一然后能为君子, 慎其独也。 4.□□□□, 泣涕如雨, 能参池其羽, 然后能至哀, 君子慎其□□。 5.明明在下, 赫赫在上, 此之谓也。 6.文□□□□□于天, 此之谓也。 7.不强不俅, 不刚不柔, 此之谓也。 8.上帝临女, 毋贰尔心, 此之谓也。 竹简《五行》在引用《诗》句时, 并无《诗》云或《诗》曰的提示, 《诗》句与其他文字融为一体。8从引《诗》的情形来看, 上列前四项均涉及心,9后面几项更多地提到天以及天与心之间的联系。不难发现, 心与天的主题是非常突出的, 且两者之间互相诠释, 这也正是《五行》篇的关怀。10 《民之父母》讨论的问题直接由《诗》而起, “子夏问于孔子:《诗》曰‘凯悌君子, 民之父母’, 敢问何如斯可谓民之父母矣?”其后孔子的回答中更引用《周颂·昊天有成命》“成王不敢康, 夙夜基命宥密”、《邶风·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