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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前卡罗尔贝拉米访谈录 “给孩子一个快乐的变化” “联合儿童基金会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工作，”贝拉姆总结了他的工作。“这个工作给我一个为孩子们呐喊, 和孩子们一起工作的机会。对我而言, 没有比为孩子们奔走呼号更有意思和更具有挑战性的事情了。作为联合国专职儿童事务的机构, 联合国儿基会的影响几乎遍布世界各个角落, 在158个国家设有办事处。我相信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孩子们振臂高呼。” 63岁的贝拉米认为, 在儿基会工作的最大乐趣就是能亲眼目睹孩子们的积极变化:“当我看到阿富汗的孩子们重返课堂, 苏丹战场上被迫参军打仗的孩子们回到温暖的家, 为了照顾身患艾滋病的父母而辍学在家的女童能够重新拿起书本的时候;当我看到哥伦比亚孩子的和平反战运动取得成功, 儿童问题特别联大在2002年终于顺利召开的时候, 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她说, “在儿基会工作会让你时刻充满活力和能量, 因为和孩子们打交道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她形容儿基会是一个让刚出生的婴儿能够健康成长的组织。做儿基会的工作并不光是给予, “在和孩子的接触中, 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们身上所展现出来的清新、诚实和直率都让我震撼。他们可以时时提醒我说话做事清楚明白, 直截了当。所谓的直率并非就是尖锐或者咄咄逼人, 它意味着更加透明、开明, 而这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和别人接触和交流。” 说到这里, 贝拉米笑着话锋一转, “不过有时候孩子们会比成年人更复杂, 甚至他们也会骗人。我不想把每个孩子都塑造成一个完人, 而更乐于去感受孩子的多样性, 生活的多元化。” 专业的人才缺乏 儿基会需要什么样的工作人员?贝拉米介绍说, 儿基会的工作人员都是在社会各个领域经过严格训练的专业人士。她强调, “我们不会选择一个仅仅是喜欢孩子的人。我们选择的标准是他能否为儿基会在各个领域的项目提供技术支持。”她说, “我们在卫生方面有很多项目, 所以有很多卫生方面的专家, 不一定是医生, 但可以是营养学家, 或者公共卫生方面的专业人士。近几年, 我们在教育方面的项目也很多, 所以我们也有一批在教育和学生保护方面的专家。没错, 我们希望员工都喜爱孩子, 但这仅仅是做好这项工作的要求之一。我们需要更专业的人才。越是专业, 才越能够在各个领域为孩子们提供优质的服务。” 回顾任期10年的工作, 贝拉米认为她的贡献在于让儿基会在资金和专业程度上更加强大, “在很多方面都证明了我们有快速应对紧急状态的能力。我认为联合国儿基会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机构。目前, 还有大量针对儿童的问题存在, 但是光靠儿基会的力量是不能全部解决的。所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为我们的机构正日趋完善而骄傲。” 她感到遗憾的是, 每年仍有数千万孩子死亡, 虽然这并不是儿基会单方面可以解决的问题。贝拉米说, 这个数字虽比10年前降低很多, 但还是很触目惊心。她还遗憾在抗击艾滋病方面的力不从心, 这种病使很多儿童成为孤儿。此外, 虽然有《儿童权利公约》从书面上来保证儿童的权利, 但是很遗憾, 还有许多儿童很难享有他们的权利。 中国的未来:一个国际研究机构 “和中国政府的合作非常好, ”贝拉米毫不迟疑地说。“中国政府在和联合国各机构的合作中目标非常明确。我们在合作中为中国带来一定的资金, 2006年至2010年, 我们还将投入1亿美元。但让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并不是这些资金, 而是我们在许多领域, 在中国自己展开的研究之外, 为中国提供的技术支持。中国自身的力量是巨大的, 但是因为我们在全世界都有项目, 所以我们可以给中国带来其他国家的经验, 同时也向别国推广中国的经验。对联合国和联合国儿基会而言, 中国可以让我们学到很多, 并且对我们在其他国家开展项目提供帮助。中国在过去10年中取得非常、非常、非常巨大的成就, 但是中国的地区差异还是非常大, 尤其在西部地区的挑战更大, 所以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 贝拉米认为, 全球儿童所面临的两个最大挑战来自战争和艾滋病的威胁。她说, 中国不是一个战乱国家, 但是贫困问题还是困扰很多儿童。“虽然中国受艾滋病威胁的儿童数量没有非洲地区那么多, 但绝不能低估。在艾滋病问题上, 中国政府已经有巨大的突破。只有客观地面对这个问题之后, 才能够付诸于行动。实践证明, 血液传播的问题可以控制, 但是边境地区的流动人口问题和吸毒问题给防治艾滋病带来很大挑战。这都需要花很多时间来解决。” 她建议加强对青少年进行有关艾滋病防治的宣传教育。“艾滋病不是一种虚无缥缈的疾病, 需要行动来防治。所以特别针对儿童的宣传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当然, 对于吸毒者来说也非常重要, 但是如果仅对他们特别重视, 就会忽略更广泛的人群, 这只会导致疾病的加速蔓延。”她认为总的来说, “在艾滋病问题上, 中国的大方向是很正确的。” 离开儿基会后, 贝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