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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基会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 1924年，美国和北洋政府同意恢复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事业。为了“保管及处置”这批款项, 同年9月, 大总统曹锟令派颜惠庆、张伯苓、郭秉文、蒋梦麟、范源濂、黄炎培、顾维钧、周诒春、施肇基及美方代表孟禄、杜威、贝克、贝诺德、顾林等十数人在北京外交部正式成立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 (简称“中基会”) 。(1)自此, 该机构开始出现在中国教育及文化事业的舞台上, 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 该机构迁往台湾 (一说美国) , 对于大陆的影响才宣告终结。回顾这段历史, 中基会对民国时期的文化教育事业产生的独特影响及作用, 学界在其与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密切关系方面鲜有论及。事实上1925年6月2日中基会在第一次年会时便在决议中强调美国所退还的赔款应“用以 (1) 发展科学知识, 及此项知识适于中国情形之应用, 其道在增进技术教育, 科学之研究, 试验, 与表证, 及科学教学法之训练; (2) 促进有永久性质之文化事业, 如图书馆之类。”(2)也即是说, 中基会主要以发展科学教育与文化两类事务为原则, 而科学教育又以高等教育机构为主要载体。显然, 中基会对于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因此, 本文试图通过考察中基会与北京大学的关系, 以期展现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中基会印记, 及由此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内在转向。 一 中央对高校科学教育的经费补助 1926年2月26日至28日, 中基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常会, 颜惠庆、孟禄、张伯苓、蒋梦麟、贝克、黄炎培、顾临、丁文江、范源濂、周诒春等出席会议。会议讨论认为, 民国教育事业已有所萌芽, 而经费支绌, 以致未能及时发展, “故此次所拟用款计画, 影响故求全国普遍, 事业则取相对集中”。(3)出于这样的考虑, 中基会在分配款项的原则之上又制定了补充原则:“ (一) 本会教育事业, 拟暂以左列各项为范围:科学研究, 包含: (1) 物理, (2) 化学, (3) 生物学, (4) 地学, (5) 天文气象学科学应用, 包含: (1) 农, (2) 工, (3) 医科学教育, 包含: (1) 科学教学, (2) 教育之科学的研究。 (二) 文化事业, 拟暂以图书馆为限。 (三) 其他属于教育文化之事业, 影响及于全国者, 亦在考虑之列。 (四) 对于某种机关加以补助时, 除须有 (1) 过去成绩, 及 (2) 维持现状之能力外, 以 (3) 能自筹款项之一部分为重要条件。 (五) 除仅与一次补助者外, 如无特别约定或计划, 每事补助暂以三年为限。在补助期内如无相当成绩, 本会得随时停付补助金。”(4)会上还根据上述原则拟定了发展科学教育与科学研究的具体实施方案。其中, 促进科学教育主要是根据“教育部所定高等师范六学区之大学及师范大学设置教育心理学、物理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 五科教席, 并补助设备及他项关于促进科学教学之费用。”促进科学研究则为“就受补助之大学, 设置科学研究教授席, 另由本会设置科学研究助学金科学研究奖励金。”(5)由此可以看出, 中基会对于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多是依托于高等教育机构。而这对于作为体现着当时中国科学教育事业最高成就的大学来说, 中基会的方案无疑为高等学校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同时, 中基会对于补助单位还一贯坚持“与其用以补助专凭未来计划请款之新设机关, 毋宁用以补助办理已有成绩及实效已著之现有机关”的原则, 这便使得该会早期的用款多用于补助方面, 尤其以补助高等教育事业为大宗。 这时, 中基会补助科学教育及研究事业的指向与北京大学的发展方向不谋而合。1917年蔡元培对北大进行改革之后, 正极力推动科学研究事业, 却因经费问题而迟迟未获得长足进步, 仅于1922年1月, 在教师们的支持下开办了唯一的研究所国学门。1923年, 身为代理校长的蒋梦麟仍因经费问题而难以推动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他坦言, 若经费有着落, 必将把“经费划出一部分用在充实学术上的内容。购买图书要注重专门, 请各系计划应购的书报杂志。”直至1924年中基会成立后, 蒋梦麟为寻求中基会的经费支持, 艰难地成立教育学系、东方文学系及生物学系等。1926年, 北京大学终于得到中基会提供的3万元资助款, 这对于此时存在经费困难的北京大学而言, 无疑是雪中送炭, 虽然与同期接受补助的南开大学、东南大学等有些微差距, 但也须清楚地认识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 奉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 北京大学受到其严格的监管, 学生数量渐趋减少;再加之北京大学自20年代初期便一直因拖欠教师薪金问题而致使大量教师流失, 学校整体规模大不如前。中基会议决的三万经费补助对于北京大学而言已算不少。 1927年, 中基会第二次报告对北大理科补助的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