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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翻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 翻译的概念最初正式提出于1972年之前的第三国际应用语言协会。当时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发表了《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一文,指出翻译学研究包括纯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纯翻译学的研究范畴包含两方面:一是描述人们经验世界中的翻译活动和翻译文本,二是建立能够解释和预测这些现象的基本原则。据此,纯翻译学研究被划分为两个相应的分支,描述翻译学(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和理论翻译学(Theore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在描述翻译学、理论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这三个分支中,首先应关注描述翻译学,因为它与翻译学研究的经验现象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 但描述翻译学派理论体系的形成要归功于三次系列会议,它们分别于1976年在比利时鲁汶、1978年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以及1980年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召开。这三次会议奠定了描述翻译学派的理论基础,并涌现出了一批骨干学者,代表人物是来自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伊塔马·埃文-佐哈(Itmar Even-Zohar)和他的学生吉迪安·图里(Gideon Toury)以及比利时学者安德烈·勒弗菲尔(Andre Lefevere),其中以图里最具代表性。埃文-佐哈将文学视为一个“多元系统”,翻译文学作为其中的一个子系统,与其他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并受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与本国文学争夺中心位置。在多元系统论的理论框架下,图里以目的语文化为导向,通过大量翻译文本的个案分析,集中研究了影响翻译行为的“规范”(norms);勒弗菲尔将“改写”(rewriting)理论引进翻译研究,表明翻译是译者对原文的改写(rewriting),主要受到特定历史条件下意识形态(ideology)和诗学(poetics)的影响。 一、 理论模型和方法 图里的描述翻译学研究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对1930年至1945年间出版的英语、法语、德语、俄语以及依地语(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的希伯来语译本进行社会学分析,揭示出影响这些翻译行为的社会文化传统,其成果于1977年发表在《翻译规范与1930-1945年希伯来语文学翻译》一文中;第二阶段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为全面的理论性研究,于1980年出版了《翻译理论探索》(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前一阶段的工作运用了佐哈的多元系统理论框架,并且实际操作也是与佐哈共同展开的,后一阶段虽仍以多元系统为基础,但在理论模型的建立上已经与佐哈区别开来123-131。 图里的《翻译理论探索》的出版标志着整个翻译学研究的重心由理论翻译学向描述性翻译学转变,确立了理论模型与实际案例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思路,提出以目的语文化为导向的功能性、系统性的研究途径,并把对影响翻译的产出和接收的规范(norms)视为研究核心。1995年,图里出版了该书的新版本《描述翻译学及其他》(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在原版的基础上提供了将目的语文本置于原语文本文化系统的研究策略。根茨勒认为图里的理论在四方面推动了翻译学研究的发展:(1)放弃了一对一的对应观念,以及文学/语言学对等的可能性(除非偶然);(2)将目的语文化的文学倾向包含在影响翻译文本的要素中;(3)动摇了固化的原文本信息概念;(4)将目的语文本与源语文本置于互相交织的文化符号网络系统中131。 二、 结果与研究方法 正如前文所述,描述翻译学的理论放弃了一对一的等值观念,提供了比寻求原文本的“对等语”为核心、以制定翻译标准为己任的翻译的语言学派更为广阔的研究视角。正如图里在《描述翻译学及其他》的前言所述:任何一门经验性学科都必须以描述、解释以及预测该学科研究的现象为主要目标;理论性研究与描述性研究在本质上互相补充1。描述翻译学的研究方法对整个翻译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与图里同时代的以汉斯·弗美尔(Hans Vermeer)为代表的“目的论学派”也提出过以目的语文化为导向的功能翻译理论,但其本质与语言学派同属应用性质,都是试图“找到一种规范性的理论,能够完全适用于某项翻译任务”132。相反,图里描述的功能理论不是以应用为目的,而是将文本语境化(contextualize),将翻译当作文化事实(cultural facts),其中心任务是找到影响翻译行为背后的规范,主张给各种翻译行为以客观的定位。 (一) 翻译规范的复杂性 描述翻译学派认为翻译都具有“不完整性”(partiality),要完全忠实于原文或者达到百分百的对等是不可能的,因为翻译不是发生在真空中,译者作为文化中人(persons-in-the-culture),总会受到其所处文化的语言文学、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