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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玉润《诗经原始》的诗学观 方玉润（1811-1883），云南宝宁（今云南广南）人。自幼嗜学好古,饱读经书,擅长书法,是清代后期著名的学者。赵藩在《方玉润传》中说他“天资卓越”、“涉猎至博”、“才学朗瞻”。他的《诗经原始》被后人推举为清代《诗经》研究中的扛鼎之作,对清代和后代的《诗经》学研究,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诗经原始》对每首诗都循文按义,分析推断原作者的创作思想、意境和原作者所要歌颂或鞭挞的主题,并对汉唐以来名家大儒对诗经的评说逐一点评,个人的见解独到,不为《诗序》、《毛传》所拘。本文拟就他的《诗经原始》所体现的诗学观念进行系统的总结和客观的评价,特别是他提出的“原诗人始意”的诗学观念从可能与不可能的角度进行探究,意在肯定他在《诗经》研究中作出的贡献,同时也指出他诗学观念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他阅读和研究《诗经》的方法,其实是把《诗经》当文学作品而不是经学作品来读,所以才会有一些离“经”叛“道”的新发现和新见解,而这些新发现和新见解,即使是在当代仍然可以指导我们对《诗经》的正确解读。 一、 “志”“缘情”问题 《尚书·尧典》:“帝曰: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这里提出的“诗言志”,可以看作是中国历代诗论的开山性的纲领,对我国后来的诗歌理论有着长远的影响。由于“诗言志”概括地说明了诗歌表现作家思想感情的特点,也就涉及到诗的认识作用。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诗人的“志”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无不受阶级地位的制约。人们通过言“志”的诗,也就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社会和了解当时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的思想。古人对这一点没有作出明确的阐述,但已意识到诗的这方面的作用。《礼记·王制》云:“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云:“《书》曰:‘诗言志,歌永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时,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这更充分地说明,古人在“诗言志”的认识基础上,已注意到“采诗观志”,并曾经把“采诗”作为一种制度,力图充分发挥诗的认识作用,使之为统治者的政治服务。从现在对《诗经》的编辑成书的一般观点看,《国风》肯定是通过“采诗”的途径得来的,目的也非常的明确,那就是“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是王者想从民歌中了解风俗民情、知道自己施政的得失,为制订新的方案作民间的间接的调研而已。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所谓的“志”,应该是公共领域话语内容,主要是以礼乐教化和道德教化为主的。 清代的诗学思潮,在方玉润所处的时代出现了恪守儒家的“言志”说与具有反儒倾向的“缘情”说两种学说。“言志”说是以政教和道统为核心,具有公共教化领域的特征。“缘情说”是以作者和读者的审美情趣为核心,具有私人感情空间的特征。沈德潜的“格调”派与翁方纲的“肌理”派接近于“言志”的学说,王士祯的“神韵”派与袁枚的“性灵”派接近于“缘情”说,方玉润的诗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神韵”派和“性灵”派的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方玉润应该是对传统的“言志”说进行了反叛,这在当时具有诗学解放的意味。 在《诗经原始》的《诗旨》中,有很多地方表明了他对“言志”说的反叛。如在评孟子说诗条案语中说:“诗辞多隐约委婉,不肯明言,或寄托以为意,或甚言而惊人,皆非志之所在”(P45),在评郑樵说诗条案语中说:“《诗》多言外意,有会心者及此悟彼,无不可以贯通”(P46),在评朱子说诗条案语中说:“诗本吟咏性情”(P53),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是主张诗歌要隐约委婉、要有寄托、要吟咏性情的,和当时的神韵派、性灵派的主张相接近。在评论具体的作品时,方玉润也是用这样的诗学理论去阐释的。如他在对《周南》的《芣苡》的评语中说:“此诗之妙,正在其无所指实而愈佳也。夫佳诗不必皆征实,自鸣天籁,以片好音,尤令人低回无限。若实而按之,兴会都索然矣”(P85),又如对《唐风》的《绸缪》,他评说道:“惟此诗无甚深意,只描摹男女初遇,神情逼真,自是佳作,不可废也,若必篇篇有为而作,恐自然天籁反难索矣”(P257),再如对《卫风》中《竹竿》的评语:“诗自有以无心求工而自工者,迨至工时,自不能磨,此类是已。俗儒说诗,务求破解,则百诗词,不过一本记事珠,欲求一陶情寄兴之作,岂可得哉”(P182)。在以上的案语中,笔者认为无论他说的是“兴会”、“神情逼真”,还是“陶情寄兴”、“天籁”,都属于当时“缘情”说的范畴。在这样的诗学观念指导下点评《诗经》里的作品,明显地是要把对《诗经》的研究从传统的“经”学的道路拉回到诗歌美学的道路上来,让《诗经》恢复它文学的本真面目,这在《诗经》学研究上是一个本质性的突破。而突破的基点正是建立在对传统的“言志”说进行了反叛的基础上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