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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董仲舒大一统思想 董仲舒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以孔子为中心，以朱子为中心，完成了儒学的发展。作为董仲舒思想核心的“大一统”理论,直接继承于先秦儒家,同时吸纳、融合了诸子百家如墨家、法家、阴阳家等学派的思想。这一理论,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满足了封建统治的政治需要,顺应了百家思想的“合流”趋向,是学术思潮演变的必然结果,不仅对汉代政治取向和政治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汉代以后的中国社会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 董仲舒关于“大一统”的思想 “大一统”政治思想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天命观念。夏商时期,人们已形成了天是最高主宰的意识。从《诗·商颂·玄鸟》和《大雅·皇矣》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先民认为,人间之上有一个“人格神”——天,它具有无上权威,主宰政权更迭,将其意志传达给属意者,而承受者应该了解天意,发奋努力,累积德业,这样才能获得天的垂青与选择,实现天意并保持天的眷顾,否则将不能承受天命,而已承受者也将丧失天命。这种政权天命论为董仲舒所继承,成为“大一统”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 春秋战国以来,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各地经济联系的加强,政治上的一统成为必然的趋势。面对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的局面,孔子虽然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但又认为:“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承认局部统一给人民带来的好处 。孟子认为,只有统一才能实现安定太平,所谓“定于一”。同时强调:“国君好仁天下无敌”,“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君主只有行仁政,得民心,才能实现统一,统御天下。荀子则提出了以“夏”为中心来统一天下,并最终达到“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的主张,同样,他也把“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的理想寄托在了圣王身上,认为:“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顺比从服,天王之事也。” 虽然先秦儒家已有了“大一统”的观念,却没有形成系统的“大一统”理论。董仲舒继承了先秦儒家的“大一统”观念并将之发展成一套适应当时政治需要的政治理论。“大一统”的概念是《春秋公羊传》首次提出的,其原始意义是由帝王一人统治天下,“大”,即重视、尊重,“一统”,指天下诸侯皆统系于周天子。《春秋》记载:鲁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春秋公羊传》阐发道:“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意思是:什么叫元年呢是指国君即位的第一年。什么叫春呢是指一年中的第一个季度。王指谁呢是指周文王。为什么说先讲王而后才讲正月呢因为用的是周文王历法的正月。为什么要用周文王历法的正月呢是为了使用天下通用的统一历法。表面上看,这里的“大一统”指统一历法,实际上暗含着要恢复到周文王时代幅员辽阔的统一国家的理想政治模式。董仲舒据此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天地指空间,古时称“宇”,古今指时间,古时称“宙”,“常经”和“通谊”都是指最一般的规律。“大一统”中的“大”含有重视和推崇之意,而“一”是指万物的根本,是天的运行原则,“《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和“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中的“一”就是这个意思。由此,董仲舒把《春秋公羊传》中的“大一统”提高到了宇宙一般规律的高度,进而,董仲舒认为“大一统”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统治者必须遵循这一规律。 由上可知,董仲舒的“大一统”理论有两层含义:政治“大一统”和思想“大一统”。政治“大一统”是指封建君主专制体制上的统一,思想“大一统”则是要把人们的思想统一于儒家学说;政治“大一统”是董仲舒“大一统”理论的侧重点和最终目的,思想“大一统”是为政治“大一统”服务的;实现与确保“大一统”政治格局的根本手段是“德治”、“仁政”。 二、 “尚同”思想中“尚贤”的内涵 春秋战国之际,墨学与儒学针锋相对,并称“显学”,但两家的命运却迥然不同。儒家经过孟子、荀子等人的继承与发展,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经历了短暂沉默,至西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学被定为一尊。墨家在战国末期却呈现出了颓势,至秦汉时便逐渐湮没、衰落了,逐渐丧失了学派自身的独立性和清晰的师承关系。但是必须看到,墨家思想表面上销声匿迹了,但实际上其思想已寄生到董仲舒继承并创新了的新儒家思想中了,其中,墨家“尚同”思想就是董仲舒“大一统”理论吸收的对象之一。 墨子生活在一个天下大乱、诸侯纷争的时代,为了结束这种混乱局面,建立一个有序的社会,代表中下层民众阶层的墨子,主张建立一个“尚同”社会,实现天下政局的稳定和社会的有序。墨子说:“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