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无达说新解.docxVIP

《诗》无达说新解 在董仲舒的现代文学思想中，文学和艺术的概念包括了一些方面。这些概念包括音乐、文学、诗歌和“和谐之美”。其礼乐论, 认为礼乐是政教化民的工具, 而不具有“观风”的作用;提倡正统雅乐, 而未及民俗音乐。与《乐记》基本相同(1)。其文质论, 谓“文著于质。质不居文, 文安施质?质文两备, 然后其礼成;文质偏行, 不得有我尔之名;俱不能备而偏行之, 宁有质而无文” (《春秋繁露·玉杯》。以下引此书只注篇名) , 文质并重而偏贵于质, 基本是先秦儒家思想的继承。其诗论, 大抵有美刺说和“《诗》无达诂”说两端。认为诗有美刺, 如云“周道粲然复兴, 诗人美之而作” (《举贤良对策》一) 、“及至周室之衰, 其卿大夫缓于谊而急于利, 亡推让之风, 而有争田之讼, 故诗人疾而刺之” (《举贤良对策》三) , 与当时四家说《诗》无大区别。以上三点, 虽为董子经学文艺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并无太多创见, 又与同时的《诗大序》、《乐记》大抵相同, 故不拟设论。本文只就其“《诗》无达诂”和“中和之美”的思想做一探本求源的考察。 一 《诗》“变从义,而一以处置” “《诗》无达诂”说见于《春秋繁露·精华》: 所闻《诗》无达诂, 《易》无达占, 《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 而一以奉天。 (卷五) 在今存董子的所有言论中, 是说仅此一见。既曰“所闻”, 盖或承旧说, 或有启于往事。但云“《诗》无达诂”者, 此为首见。那么董子之“所闻”应当与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有关。赋《诗》言志, “往往断章取义, 随心所欲, 即景生情, 没有定准” (朱自清《诗言志辨》) 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想如何解就如何解, 而完全不顾念诗歌的本义。清人劳孝舆《春秋诗话》卷一解释此种情形说: 风诗之变, 多春秋间人所作。……然作者不名, 述者不作, 何欤?盖当时只有诗, 无诗人。古人所作, 今人可援为己诗;彼人之诗, 此人可赓为自作;期于言志而止。人无定诗, 诗无定指, 以故可名不名, 不作而作也。 劳氏说春秋“作诗”之情形确否姑不置论, 但他指出当时“诗无定指”、“期于言志”, 确乎符合实际, 左传中有许多这样的例证。 董子对“《诗》无达诂”的思想没有进一步的理论说明, 但从《春秋繁露》27处引《诗》说事的实际来看, 其“断章取义”与春秋赋《诗》言志并无二致。如《楚庄王》篇论所见、所闻、所传闻之三世说中有云: (《春秋》) 于所见微其辞, 于所闻痛其祸, 于传闻杀其恩, ……吾以知其近近而远远, 亲亲而疏疏也;亦知其贵贵而贱贱, 重重而轻轻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 善善而恶恶也;有知其阳阳而阴阴, 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 偶之合之, 仇之匹之, 善矣。《诗》云:“威仪抑抑, 德音秩秩。无怨无恶, 率由仇匹。”此之谓也。 (卷一) 《楚庄王》篇所举诗为《大雅·假乐》中的四句。原诗本是周王赐宴群臣时歌唱国泰民安君臣和乐的作品, 董子却用以说明远近亲疏、礼义秩序的普遍合理性。 董子对其解经思想方法的说明与“断章取义”的解经实践一致: 《玉杯》篇在讨论了“赵盾弑君”问题之后说: 且吾语盾有本, 《诗》云:“他人有心, 予忖度之。”此言物莫无邻, 察视其外, 可以见其内也。 (卷二) 又其《竹林》篇说: ……故盟不如不盟, 然而有所谓善盟;战不如不战, 然而有所谓善战。不义之中有义, 义之中有不义。辞不能及, 皆在于指。非精心达思者, 其孰能知之?《诗》云:“棠棣之华, 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孔子曰:“未之思也, 夫何远之有!”由是观之, 见其指者, 不任其辞。不任其辞, 然后可与适道矣(1)。 (卷三) 这两段文字殊可玩味。《玉杯》所引者是《小雅·巧言》的诗句, 那是一首大夫伤谗的作品;《竹林》所引的逸诗, 观其所引的四句, 当是思念兄弟的作品。而董子将这两篇了不相干的诗作, 断章取义用来说明解经方法。这方法就是:“察外见内”, “见其指不任其辞”。这种解经的思想方法, 与春秋的赋《诗》言志以及《荀子》、《韩诗外传》的作法并无本质区别, 概属“随心所欲”之类。所不同者, 是董子以此种方法论证了天人相感应这一新时代的思想体系, 也即董子所说的“从变从义, 而一以奉天”。 了解了董子引《诗》为证的实践及其对解经思想方法的说明, 我们再来看他“《诗》无达诂”的论断, 认识就更清晰了: 第一, “《诗》无达诂”是一种经学的解读方法, 它与“《易》无达占, 《春秋》无达辞”一样,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文学理论”意义。 第二, 这种方法就是“物莫无邻, 察视其外, 可以见其内”, 认为任何事物之间都是有联系的, 故可以鉴外知内;这方法就是:“辞不能及, 皆在于指。……见其指者, 不任其辞”, 认为可以披开言辞的表象, 去挖掘甚或赋予所阐释的文本以深刻的“大义”。如果说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