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滨逊漂流记》《鲁滨逊漂流记》中欧洲中心主义的表征.docxVIP

《鲁滨逊漂流记》《鲁滨逊漂流记》中欧洲中心主义的表征 一、 民族性与欧洲文学态度 丹尼尔布里夫是英国启蒙时期现实主义小说的创始人，被称为“英国和欧洲小说的父亲”。其代表作《鲁滨逊漂流记》被认为是英国现实主义的开端之作，从出版至今已被反复研究，大多数学者致力于研究这部作品积极乐观的一面，以前很少有人注意到其散播的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及被鲁滨逊等欧洲主流所忽视的边缘文化，这与批评家和作家的文化立场有关。一个非欧洲人在阅读欧洲文学时的批判态度与一个欧洲人是不同的。笛福的“隐含的读者”是欧洲人，他并没有想到加勒比人或是土著人的反应；然而这部小说所充斥着的欧洲中心论和对土著文明的蔑视和否认是不容忽视的。 萨义德认为，如果将18世纪晚期作为对其进行粗略界定的出发点，我们可以将东方学描述为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4（Said 4）从16世纪起英国就有海外殖民地，在哲学家﹑历史学家﹑小说家﹑游记作家的文章中不断对其提及并维护。我们可以在英国文学中找到类似帝国版图的东西，它显示某些东西为理所当然，这些现象贯穿一切，构成语言与文化实践的重要部分。到17-18世纪，英国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随之带来的经济的发展及市场的需求，进一步推进了对外贸易和殖民扩张。 本文的目的在于揭示并批判隐藏于文学主题之后的欧洲中心主义，即18世纪英国殖民统治下欧洲文明高于一切非欧洲国家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关注边缘人群发出的声音，颠覆中心与边缘对立的思维模式，让民族文化还原到其本来的多元和偶然中。 二、 土、德间的“我” 语言是思想文化的发源处，福柯就曾提出：“话语即权力”。权力话语通常借助一些核心概念，如民族传统或宗教属性﹑爱国主义等，把对方罪恶化﹑本质化。每个社会和官方的传统都反对外人对自己所允许的叙述话语的干涉。长此以往，这种话语就获得了几乎是神圣的地位，有自己的开山英雄﹑观念体系﹑价值取向和民族寓言。 《鲁滨逊漂流记》中的语言就有明显的话语权力痕迹。首先，语言学的价值判断和等级系列充满着肆无忌惮的种族歧视。鲁滨逊流落到荒岛的前些年，他没有同伴，所以他几乎没有机会讲话，“我看见许多鹦鹉，如果可能的话，真想捉一只回去驯养，教他和我说话”41即使后来对着他的狗和鹦鹉讲话，“我还有两只鹦鹉，话说得也不错，并且都会叫‘鲁滨逊·克鲁索’。”89但这并不能满足他正常言语交流的需要，他使用语言的几率还是很小，星期五的到来为他带来了很多欢乐，包括他可以和他交谈等，所以在第一次听到星期五讲话时，鲁滨逊虽然听不懂星期五的语言，“可是对我来说，那些话听起来是那么悦耳，毕竟，这是在我上岛二十五年来，除了我自己的声音外，第一次听见别人跟我说话。”109但是欧洲语言等级高于土著语言似乎是一种默认的陈规，在后来的日子，他以本族语言的优越性教星期五说英语，使星期五摈弃原有的语言习惯，用英语和他交流，这在某种程度上，星期五来到荒岛，尽管没有像鲁滨逊来到荒岛之初一样不能言语，却也不能用以前惯用的本民族语言，是对土著语言的一种“消声”和扼制，其实质上是一种言语权的丧失。而这种“失声”的背后就是充斥着种族不平等的权力支配关系。 这种“失声”不仅表现在星期五来到小岛被迫放弃本民族语言而被英语所凌驾，更表现在他用言语表达自己思想的言语权的消失以及鲁滨逊对他和小岛的强制性的命名。鲁滨逊与星期五是一种权力支配关系，星期五是沉默的，他没有自我阐述权，没有主体意识，不能表达自己，必须借助鲁滨逊来表达自己。权力与话语共生，话语借助于权力才是可能的，而与权力相关的话语必然把自己的叙述神话化，只有另一种对立的叙述才可以破除这种神话。小说的整个叙述主体都是以鲁滨逊的第一人称“我”为中心，从救下星期五那天开始，鲁滨逊就没有给星期五任何话语权，他以主人的姿态自居，“首先，我让他知道他的名字叫做“星期五”，因为在那天我救了他的性命。我这样叫他是为纪念那个日子。”113第一人称“我”是一种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对外在“他者”的一种威慑及控制，“我”在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上遮蔽﹑改写﹑矮化星期五的民族文化，以英国的文化价值观占据星期五原有的文化领域，实现其文化霸权的宰制，而星期五的话语上的沉默和行动上的服从在某种程度上加强固化着鲁滨逊作为欧洲人关于自身的文化优越性的想象，从而赋予鲁滨逊改变甚至摧毁他者世界的权力。“我”甚至不问星期五叫什么名字，就以自己的意识形态用英语为这个加勒比族人命名为“星期五”，在民族优越性的影响下，星期五连自我身份的表达权都丧失。鲁滨逊依赖其背后的结构或话语居高临下地审视土著人星期五，星期五使用本民族的语言习惯，吃生肉不穿衣服等生活习惯以及他的宗教信仰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