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太史令与天监.docxVIP

唐代太史令与天监 在皇帝的政治中，地理象征性的“政治参与”与天文学官员的精确观测和报告密切相关。以唐代为例, 太史局 (司天台) 官员不仅要密切跟踪、观测全天星空的天象变化, 还要及时将星象的观测结果如实向帝王奏报, 而皇帝则依据异常天象的警示意义, 随即对当前的朝廷政事做出调整或修正。从这个意义上说, 太史官员的天文观测与奏报, 对当时的政治和社会问题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 探讨这一时期的天象观测、记录与奏报, 不仅有助于中古天文学成就和天文管理的梳理, 而且对于准确理解古代天文在帝王政治中的特殊地位, 进而揭示天文的社会历史文化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一 体育者为官方和官方的职业官员 唐代是天文历法之学取得长足发展的重要时期, 特别是天象的观测与记录、历法的推演与修订、天文仪器的制造与革新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其中天象的观测与记录, 官方设有专门的官员主持此事, 成于开元二十七年 (739) 的《唐六典》记载说:“太史局, 令二人, 从五品下……太史令掌观察天文、稽定历书。凡日月星辰之变、风云气色之异, 率其属而占候焉。”①1太史令是太史局的最高长官, 负责“观察天文”和“稽定历数” (历法的推演、修订以及历日的修造和编纂) 两方面的工作。“观察天文”即天象的观测、记录与占候, 举凡日月星辰 (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彗星、流星、妖星等) 的出没运行及各种风、云气和云彩颜色的异常变化, 都在太史令“观察”之内。 面对如此纷繁庞杂的天文事务, 太史令仅置有2人, 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太史局中还置有灵台郎、监候、天文观生及天文生等官员, 配合太史令对全天星象进行观测和解释。灵台郎本为天文博士, 长安四年 (704) 武后更名, “掌观天文之变而占候之, 凡二十八宿, 分为十二次……所以辨日月之缠次, 正星辰之分野”②2。 负责天文变异的观测, 并根据天上二十八宿与地上十二州对应的分野理论, 做出有关军国大事的解释。除天文占候外, 灵台郎还“掌教天文气色”, 是唐代官方天文人才的培养者, 教授天文观生和天文生学习“天文气色”的观测和记录。其中天文观生, 太史局置有90人, “掌昼夜在灵台伺候天文气色”3, 主要负责“天文气色”的观测与记录。至于天文生, 唐设有50—60人, 其职责与观生相同。稍不同者, 天文生“年深者”可转补为天文观生。这样看来, 天文观生、天文生虽然是官方培养的天文人才, 但实际上也参与了灵台郎主持的天象观测活动, 因而也是太史局“观察天文”的人员。此外, 太史局中还有监候5人, “掌候天文”, 也是从事天象观测和占候的重要官员。 乾元元年 (758) , 肃宗将天文机构改名为司天台, 并设置了五官正 (春官正、夏官正、秋官正、冬官正、中官正) 和五官副正各5人, “掌司四时, 各司其方之变异”4, 按照时间和方位的特定对应关系来划分职责。具体来说, 春官正、副正负责春季和全天星空中东方区域的天象观测与解释, 夏官正、副正掌管夏季和星空南方区域的“天文气色”的观察, 秋官正、副正主持秋季和星空西方区域异常天象的观测, 冬官正、副正从事冬季和星空北方区域的天文灾异的观测, 中官正、副正则负责季夏和星空中央地带 (即天顶附近星区) 的天象观测、记录和占候。简言之, 依据四时五方的时空秩序, 肃宗对天文官员各自天象观测的时间、区域和范围作了具体划分, 进一步凸显了司天台“观察天文”的特别职能, 对于提高天文观测的准确性具有积极意义。 唐代天文观测的内容, 主要有“星辰之变”和“风云气色之异”两方面。其中前者是官方天文观测的主体。根据两唐书《天文志》的记载, 所谓的“星辰之变”包括日食、日变、月食、月变、五星凌犯、五星聚合、彗星、流星和客星等天象。天文官员主要对它们的位置、明亮程度、形态、运行方式、出现时刻以及消失时刻进行观测与记录。其中日月交食由于预示着帝王统治的忧郁和危机, 同时又是验证历法疏密程度的重要标志, 因而深受时人注目。因此对于日月交食的观测, 天文官员最为重视。比如以日食为例, 从诸家史书的记录来看, 天文官员的观测至少要明确日食的合朔日期及二十八宿度数。如总章二年 (669) 六月戊申朔, “日有食之, 在东井二十九度”5, 即太阳运行到东井 (南方七宿之首) 29度时发生了亏缺现象。不仅如此, 日食观测还要特别关注太阳亏缺的程度 (食分) 及起讫时刻。贞元八年 (792) 十一月, 司天监徐承嗣奏:“据历合蚀八分, 今退蚀三分。”6这种“蚀几分”的用词是从历法推衍的角度来描述“食分”的。张九龄《贺太阳不亏状》提到“据诸家历皆蚀十分已上”7, 亦是“食分”程度的表述。此外, 《新唐书·天文志》的日食记录中, 还有“不尽如钩” (日偏食) 、“几既” (临近日全食) 和“既” (日全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