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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 一、 美国金融危机的治疗:美国经济政策的重塑 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两年，但其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尚未完全消除。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综观80年代以来爆发的几次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我们不得不考虑现行国际货币制度固有的、本身无法克服的理论缺陷和弊端,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出于政治、经济双重目的,西方国家急于将一些弱小的后市场国家纳入其市场体系并且“成果显著”。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世界银行对当时的国际金融形式满怀自豪地总结道:“世界各国的金融市场迅速整合为单一的全球化市场,发展中国家尽管各自起点和速度有所差异,但无一例外地被融入这一全球化进程。”即便危机发生后,美国等发达国家仍刻意回避资本监管,片面强调资本交易自由化的好处。如:伯明翰8国首脑会议公报“呼吁(受危机)影响的国家继续开放投资与贸易市场”;美国传统基金会提出解决金融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彻底的自由化;1997年,IMF执行主席在香港的IMF和世行年会上修改IMF现章程时,明确将资本帐户自由化写入章程。事实上,加入世界市场后,资本流入固然可以带来不少好处,但其易变性所招致的巨大损伤力也是难以克服的,许多国家在尚未建立起一个足够强大的、能够应付短期资本撤离的金融体制之前,就盲目开放了其短期资本市场,最终遭受了灾难性的损失,至今尚未恢复元气。其实,早在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时,位于华盛顿的国际货币管理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以及美国政府就已经意识到他们长期推行经济开放和市场化政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但直至亚洲金融危机的蔓延威胁到美国经济的发展时,他们才开始检讨这些政策。 (二)国际市场对美元高度依赖,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安排仍以美元为核心。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各国基本实现了储备货币的多元化,但从实际情况看,虽然几经沉浮,美元主导国际储备货币的基本格局并未明显改变:在国际贸易中,接近半数的交易以美元为主要计价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的有关交易中,美元更是极为重要的交易货币。这使得各国尤其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元的汇率变动,并进而导致这些国家汇率制度安排的实际操作与名义安排相背离。我们以亚洲金融危机中四国为例说明这一点,见下表: 1990—1997各国汇率变动情况 可以看出,四国货币七年间美元的波动幅度基本稳定,实际上长期采取了盯住美元的汇率安排,令人吃惊的是,据统计,名义上实行管理浮动的国家,接近半数在具体操作中转换为变相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所以从本质上考察,“牙买加体系”不是完全的浮动汇率体系,该体系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不对称的储备货币体系很相似,可以说,导致布雷顿体系解体的因素仍然困扰着现今国际货币体系。 (三)更重要的是,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不存在能够独立执行经济政策的国际机构。我们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政策主张及操作为例说明这一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一个旨在稳定国际汇价、消除妨碍世界贸易的外汇管制,并通过提供短期贷款解决成员国国际收支暂不平衡问题的国际机构。它是二战后在美国主导下成立的,美国又是其最大出资国,所以IMF的救援代表了美国的意志,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国的经济工具。在实际操作中,IMF对危机国家进行资金援助的同时,迫使其按照自己开的“药方”进行调整和改革。这些“药方”被称作“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主要内容如下:实行双紧的经济政策,提高利率;整顿金融机构,实行更严厉的破产法,以消除道德风险;采取更加审慎的监管规则;加速市场开放并迈向自由化,取消不平等的补贴等。且不论其救援目的为何,政策本身是否恰当,就遭到了包括世界银行副行长施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的抨击,例如:1998年1月,施蒂格利茨在芬兰赫尔辛基的联合国大学发表了荣誉性年度讲演,在该演讲中,他猛烈抨击了“华盛顿共识”:“往好里说,它是不完全的;往坏里说,它是误导的”,并着重指出处于危机中的国家实施紧缩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无异于给已经陷入衰退的东南亚和东亚经济“雪上加霜”。紧接着,他提出了“后华盛顿共识”(Post-Washington Consensus)——即主张“更多的政策工具和更广的发展目标”,旨在批判、超越“华盛顿共识”。尽管如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无论经济实力还是政治地位均无法改变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尤其是危机中国家非常需要援助,被迫与IMF合作,不得不忍受经济紧缩和高失业率。当然,也有些国家如马来西亚权衡利弊后,拒绝了IMF的援助和结构调整计划,依靠自身力量克服困难,度过危机。 二、 发展方式和工具改革期20世纪20年代 鉴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种种弊端,就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形成了无数种方案,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