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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社会的佛教文化 一、 降低了货币供应危机 辽朝社会一直存在着货币供应危机，铜币经常稀缺（p19-110）。大量金属用于制造佛像和寺院,无疑是造成辽代钱荒的重要因素。 在统治阶级崇佛政策的推动下,辽境内寺庙、佛塔的营建十分盛行,而且规模很大。辽朝境内“处处而敕兴佛事,方方而宣创精兰”(P233),“城邑繁富之地,山林爽垲之所,鲜不建于塔庙,兴于佛像”(P308)。 寺院里佛像、法器和装饰品的铸造必然大量使用贵金属。近年来出土的许多考古材料也证明了这一点。如庆州释迦佛舍利塔出土精美的铜佛像、陀罗尼咒金板和银板、银香炉等(P322-351);辽宁朝阳北塔出土三件宏大的带佛教花纹的鎏银牌饰。 许多著名佛寺中铸有铜佛像,大寺院中肯定储藏着数量可观的铜钱。这必然对铜币的铸造和流通产生影响。辽中期以后,面对钱币短缺的窘境,官方做出了一系列反应。铜和铁的交易与私造被严格管制。开泰中,“诏禁诸路不得货铜钱,以防私铸,又禁铜铁卖入回鹘,法益严矣”(P931)。到11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铜器铸造禁令和金属与钱币出口禁令。道宗朝末年规定 “民钱不得出境”(P931)。咸雍六年(1070),“禁鬻生熟铁于回鹘、阻卜等界”(P270), 对回鹘人和蒙古人的金属出口被禁止。王朝统治者面对货币短缺的困境也只能采取以上措施,似乎从未考虑在佛教事业方面限制贵金属的使用,至少迄今尚未发现这方面的材料。可见他们信佛十分虔诚,即便现实的货币供应危机也丝毫不能动摇辽统治者狂热的宗教信念。相比之下,中原社会即便在佛教十分兴盛的中古时代,有些统治者为了缓解货币供应不足的问题,也只是不同程度地采取过措施,限制贵金属流向寺院(P20-31)。 二、 佛侧节与中元节 辽朝燕京地区盛行元宵节燃灯供养佛塔及舍利的习俗,这一问题迄今为止还无人探讨。 早在唐玄宗时,上元日连续三天燃灯的习俗已经开始盛行,唐代官府特许此节前后弛禁,放三夜花灯。一些地区出现僧寺与民间共度灯节的盛况,寺院也在上元日前后燃灯供佛或兼祭奠祖师(P1073-1076,P1330)。虽然《辽史·礼志》和《契丹国志·岁时杂记》均不记元宵节,但辽朝民众受汉族影响,在上元日举行庆祝活动是完全可能的,特别是汉人众多的南京道、西京道地区。在燕京,民间上元节燃灯、观灯三昼夜的风俗也被推衍到佛寺。如《涿州云居寺供塔灯邑记》载:“每岁上元,各揆己财,广设灯烛,环于塔上。三夜不息,从昔至今,殆无缺焉。”(P308) 辽俗每年佛诞日举行盛大活动,民众积极参与。《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云: 凡水之滨,山之下,不远百里,仅有万家,预馈供粮,号为义仓。是时也,香车宝马,藻野缛川,灵木神草,赩赫芊绵,从平地至于绝颠,杂沓驾肩,自天子达于庶人,归依福田。维摩互设于香积,焉将通戒于米山。醵施者,不以食会而以法会。巡礼者,不为食来而由法来(P33)。 《辽史》卷五三《礼志》曰: 二月八日为悉达太子生辰,京府及诸州雕木为像,仪仗百戏导从,循城为乐。悉达太子者,西域净梵王子,姓瞿昙氏,名释迦牟尼。 《契丹国志》卷二七《岁时杂记》载: 佛诞日。四月八日,京府及诸州,各用木雕悉达太子一尊,城上舁行,放僧尼、道士、庶民行城一日为乐。 辽代的佛诞日是“二月八日”还是“四月八日”,一直存在分歧,许多学者对此问题进行过研究。 不过,笔者推测:辽代佛诞日很可能继承唐代的传统,二月八日和四月八日并行。 张泽咸先生《唐代的节日》一文考出唐代的佛节有“二月八日”、“四月八日”和“腊月八日”三种情况。谭蝉雪先生认为按敦煌的佛俗,二月八日纪念佛祖出家,四月八日庆祝释迦诞生。李斌城先生认为“二八”和“四八”两个重要节日的混淆,反映着民俗传播史上屡见的“初因淡化”现象。历史上的一些节俗,尽管被世代传续,然而生成这节俗的最初缘起,却会随岁月流逝在民间归于淡化(P1084-1087)。 笔者认为辽代佛教多继承唐代传统,佛诞日承接唐朝习俗“二八”、“四八”并行也不是不可能。《辽史》的“二八”佛诞和《契丹国志》的“四八”佛诞都只记录了一个侧面。 中元节(即盂兰盆节)是佛教与儒家孝道相结合的节日,既是超度亡魂的节日,又是施报亲恩的盂兰盆会期,依据的是《盂兰盆经》目连救母的故事。该故事主题是“行孝顺”,同儒家“孝悌”伦理契合。契丹上层对此节较重视,但习俗与中原有所不同,带有游牧色彩。唐代中元节,皇室照例进盂兰盆贡献诸寺。唐后期,盆供已普及民间(P1084-1087)。辽代中元节却不见盆供。《辽史》卷五三《礼志六》“嘉仪”条下载: 七月十三日,夜,天子于宫西三十里卓帐宿焉。前期,备酒馔。翼日,诸军部落从者皆动蕃乐,饮宴至暮,乃归行宫,谓之“迎节”。十五日中元,动汉乐,大宴。十六日昧爽,复往西方,随行诸军部落大噪三,谓之“送节”。国语谓之“赛咿唲奢”。“奢”,好也。 显然中元节传入辽朝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