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在西方音乐冲击下中日两国传统音乐的抉择之路——以刘天华、宫城道雄为例.docVIP

二十世纪初在西方音乐冲击下中日两国传统音乐的抉择之路——以刘天华、宫城道雄为例 引 言 内特尔曾提出一种假设：“20 世纪世界音乐中最重要的事件，对所有文化而言，是西方音乐文化的到来。”①[美]布鲁诺·内特尔：《二十世纪的世界音乐：西方的影响研究》，管建华译，《中国音乐》1992年第3期，第35页。中国和日本作为东方音乐文化的代表，都曾经历过“蔑视传统”的短暂时期，而后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开展了一系列重振传统音乐的讨论和实践。刘天华与宫城道雄作为近现代中日两国传统音乐改革初期的代表人物，从其具体的传统音乐改革活动中能够回顾两国传统音乐在受到西方音乐冲击后的发展路径。 国内学界对于刘天华的研究涉及诸多方面，从其“国乐改革”思想到具体的乐器改革、练习曲创编、新二胡曲及琵琶曲的创作等等，不胜枚举。但对于与刘天华几乎同时期日本传统音乐改革代表人物宫城道雄的研究尚显不够。黄翔鹏在《论中国传统音乐的保存和发展》一文中曾谈到：“他（刘天华）在继承古代音乐遗产和汲取西方音乐经验上做了许多存真求用的工作，也约略可相比于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宫城道雄。”②黄翔鹏：《论中国传统音乐的保存和发展》，《中国音乐学》1987年第4期，第4—21页。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先于中国接受西方文化，进入二十世纪后，西方文化更是全面而深入地对亚洲进行渗透。但是，不同地域、人种对外来文化的接受态度、方法是有所不同的。本文就中日两国在二十世纪初，面对西方音乐文化传入后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以刘天华、宫城道雄的改革为代表，分别从乐器、作曲和教学三个方面探究该时期中日两国传统音乐的抉择之路以及背后的深层原因，并由此阐发对今日传统音乐发展之思考。 一、改革活动 宫城道雄与刘天华的传统音乐改革活动涉及乐器、作曲、演奏三大领域，并在乐器形制、演奏法与新曲目创作间形成互相影响与共同发展的机制。为了更好地推广传统曲目和自作新曲，宫城、刘二人都积极举办演奏会、录制演奏专辑。他们还在此基础上着力推动国乐的可持续传承与发展，故二者都进行了教学法、乐谱等方面的同步改革。本文拟就上述三个方面依次展开讨论。 （一）乐器改革 1.乐器形制 在践行传统国乐改革的探索中，二位先生皆从自身习乐经验和演奏体验出发，尝试借鉴西洋乐器制作与性能优势，探索传统乐器的改良与优化。其乐器改造并非单纯模仿西洋乐器形制、规格，而是借鉴西洋乐器制造工艺和性能优势，或改造或创制新式民族乐器，为传统音乐的发展拓展未来空间。 日本传统乐器与中国一样无低音乐器，因此宫城道雄率先尝试创制低音乐器——十七弦筝。该乐器初次亮相在大正十年（1921）所作的《花见船》中，与十三弦筝合奏。十七弦筝在十三弦筝传统形制的基础上进行了加弦，但调弦法从含有半音的五声音阶改为自然七声音阶，明显受到西方音乐十二平均律的影响。十七弦筝相当于提琴家族大提琴的角色，在宫城道雄创作的一系列大合奏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见表1）。 表1 十三弦筝与十七弦筝形制、调弦法对比 昭和四年（1929），他又以十三弦筝为基础融合钢琴和竖琴特点，发明了体积庞大的八十弦筝（见图1），采用十二平均律调弦，并改良筝器弹奏法，使之能演奏西方钢琴曲。后又为普及筝乐发明短琴，即缩小、简易版的十三弦筝，不仅简化了调弦法且价格低廉。遗憾的是，除十七弦筝仍在宫城合奏曲中使用外，八十弦筝与短琴均未能在日本普及，故迄今为止，日本筝仍以十三弦形制为主流。 图1 八十弦筝（宫城道雄演奏）③转引自宫城道雄官方网站：https://www.miyagikai.gr.jp/miyagimichio 刘天华对中国传统乐器的改造主要聚焦于二胡。对传统二胡，民间自来就有“千日琵琶百日弦，叫化子二胡一筒烟”的偏见，刘天华在借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基础上，对民间简陋的二胡进行了系统改良。在形制上，琴马改用纸马，增加琴杆长度，扩充至五把位，使其音域得以扩大。制作材料采用优质硬木，如红木、紫檀木，蒙蟒蛇皮。琴弓方面借鉴小提琴琴弓，不仅增加长度，还设计了可调节装置（见图2）。在定弦方面借鉴小提琴的纯五度固定音定弦法（g-d1-a1-e2），统一规定内外弦为d1-a1。确定了二胡的形制后，刘天华吸收了古琴、小提琴等中、西乐器演奏法，改创了二胡新技法。如《光明行》中利用变换空弦技法完成调式转换，并借鉴小提琴演奏法，灵活运用滚动揉弦、连顿弓、长抖弓等新技法，形成有别传统音乐的特殊效果。《闲居吟》则吸纳古琴表现手法，大量运用泛音技巧等。③④ 图2 刘天华遗物I式二胡、日本制小提琴④图2转引自闵惠芬、方立平主编：《刘天华记忆与研究集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60、63页。 2.乐谱的引入 早期日本俗筝传人皆为盲人而不使用乐谱，中国的二胡等乐器在民间也缺少乐谱文献载录。日本由于固守封闭的传承体系，使江户时期（1603—1868）以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