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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阶段教师流动研究综述 20世纪90年代初，教师流动的问题引起了科学家的关注和思考。在努力推进基础教育师资配置均衡化的背景之下,研究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探索。从经济学视角到文化学视角,从单纯地对义务教育阶段教师流动现状的研究到对政府教育政策的探讨,其中不仅是研究深度的变化,彰显了研究者对义务教育阶段教师评价客观性的增强,更多的是看到了教师流动的必要性和有效性;研究的重点已从“流动现状”、“影响教师流动的因素”等现象上的罗列,逐步转变为对“如何促使教师合理流动”、“怎样疏导教师的不合理流动”等具体解决措施的探讨。 一、 问题的研究视角 在探讨义务教育阶段教师流动问题的过程中,研究者们分别从经济学视角、社会学视角、心理学视角、伦理学视角以及文化学视角分析了这一问题。目前,就如何建设 “教师流动机制” 以及该机制得以有效实施的辅助措施的完善是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 (一) 趋利、“抬高”的流动气流 石邦宏和戴霞从经济学视角分析了教师流动的原因。他们认为,具有“经济人”全部特征的中小教师出现了趋利和“走高”的流动风气。苏文静指出政府教育政策的偏向性产生了优势地区和重点学校,导致了地区间和学校间教育资源配置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使得教师有所比较,教师以“理性人”的角度寻求个人利益和相对利益的最大化,导致不同数量与质量的教师在区域和校际间单向流动,无序流动。 (二) 社会管理体制 薛正斌和刘新科从社会学视角出发,指出一定的社会流动状况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一定的社会管理体制相联系。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社会结构分化程度还比较低,另外采用的是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然而现如今我国的经济突飞猛进,社会结构日益复杂,自由竞争的管理方式给教师流动提供了观念及现实上的可能性,推动了教师的流动。 (三) 流动学习的心理契约 陈小华、吴汉青两人则是从心理学的视角出发,提出“心理契约”这一涉及教师精神层面的流动原因,心理契约是指教师个体对雇佣关系中彼此对对方应付出什么同时得到什么的一种主观心理约定,他们认为“心理契约”是教师流动的隐性动力,如果教师主观上感觉到这种心理契约的破裂,便很容易产生流动意愿甚至流动行为。 (四) 组织文化方面 研究者从文化学视角指出,教师的“单向上位流动”以及现如今出现的部分教师“回流”现象均与学校的组织文化有关,教师个人的价值观、人生观等与其所处学校文化的不一致、不协调是导致教师流动的关键性因素。 二、 关于义务教育阶段教师流动的研究 纵观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义务教育阶段教师流动的现状、影响流动的因素以及解决不合理流动的措施等相关内容上。 (一) 教师流动的形式主要为职业外流动 教师流动是指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或教师个人发展的需要,教师资源在教育与其他行业之间、教育系统内部不同单位之间和教育单位内部不同岗位之间进行重新配置的过程。从定义上看,可以把教师流动归为两大类,即职业外流动和职业内流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教师流动主要是以“下海”、“孔雀东南飞”等形式为主的职业外流动,现如今教师流动的形式多属于职业内流动。 具体来说,现今的教师流动主要是“单向上位流动”,即农村学校中的优秀教师向城镇学校流动,城镇学校中的优秀教师向中小城市流动,中小城市学校中的优秀教师向大城市流动,不发达地区的教师向发达地区流动,一般学校的教师向重点学校流动;与女性教师相比,男性教师更愿意流动,流动更频繁;从年龄上看,40岁以下希望调动的教师较多,随着年龄的增大,有调动意愿的教师逐渐减少。当前,城乡教师之间的额外收入、工作条件和专业发展环境的差距依然客观存在着。因此,引发“单向上位流动”的诱导因素还没有完全清除,个别教师还有可能为了追求更大的经济利益、更好的工作条件以及更加自由的发展空间而向“重点学校”和“经济较发达地区”流动。 (二) 宏观和管理层面的原因 影响义务教育阶段教师流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从宏观上讲,有国家政策方面的原因,包括社会制度以及教育政策;从纵观上讲,有管理层面的原因;从微观上讲,有教师个人方面的原因。 1. 教育政策的偏向性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农村的城市化进程也在不断加速,导致城市人口不断增多,与此同时对城市中的教育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新学校、新校舍数量的增加必然带来教师需求数量的攀升,这就为教师流动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我国的城乡户籍制度造就了城乡二元结构。韩淑萍指出,这种长期存在于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是教师无序流动的社会制度原因。此外苏文静在其论述中指出,政府教育政策的偏向性更进一步加剧了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政府对公立学校政策的倾斜、对重点学校政策的扶持、对优势地区教师保障政策的偏向。所以,重点地区、重点学校可以自由地向非重点地区、一般普通学校挖墙脚,选取优秀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