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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历史的现实观照 同为大规模的社会竞争性考试，古代科举与现代高考颇多相似, 故后者受前者的影响也颇为深重。与科举的革废是时人议论的焦点这 一历史情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的是,被喻为“现代科举”的高 考制度之存废与改革亦成为当代社会关注的焦点。 十余年来,每逢高考前后，学界和广大百姓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 掀起一股讨论高考的热潮。近几年,随着素质教育的提倡,关于高考存 废与改革等问题的争论更加激烈。对于高考存废这一考试研究领域中 至为根本的问题，学界一直存在着“统派”与“独派”的针锋相对。 90年代中期以前，对抗的天平基本上倾斜于“统派” 一边。但随着应 试教育弊病的加剧，整个社会都激愤地抨击着“片面追求升学率”， 并对高考的指挥棒作用群起而攻之,矛盾双方遂逐渐势均力敌。1998 年春夏之交，由对语文高考试题的不满引发了一场对高考自建制以来 最为激烈的批判。而“在批判高考、主张废除高考的论着中有一共同 特点，即不约而同地将高考与科举相提并论,似乎科举在人们印象中 是十恶不赦的封建取土制度,而高考既然可以与科举作类比，则可等 量齐观，高考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应该加以废除了。” [1] 对高考这样一种与古代科举有着基本相同的精神实质、兼具教育 性与社会性的现代大规模竞争考试,其存废与否仅靠考试或教育理论 的指导显然远远不够。唯有将高考的存废问题放在科举的历史背景中 加以考察,方能得出符合考试自身发展规律的结论。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制度,可以发现,科举是其中历史最久、变 化最小却又影响最大的一项。自隋朝科举建制后,经过千余年的运行, 科举已成为一部结构精细复杂的制度机器，其整体运作设想之周延已 达至相当惊人的地步。由于科举取土关系重大,且历时久远,其积极功 能与消极影响都十分巨大,科举遭遇了各种议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是 发生在封建社会最高决策层的六次争论或改制。［2］争论的结果是科 举数次被废，但总似有“神灵”相庇，旋废旋复。而佑护之“神灵”正 是科举自身。因为旨在选拔“精英”以治国的科举制与儒家政治理论 十分吻合,有非常适宜科举制生存的文化土壤。而且，由于科举是普通 知识分子获取政治特权、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的最佳乃至唯一渠道, 对土子的利诱力非常大，科举选拔出来的各级官员一般都对朝廷忠心 不二,从而使封建统治机器运行达千年之久。与此同时,封建统治者为 使“天下英雄入吾毂中”，又不惜代价精心保养和维护着科举这部精 细繁复的人才筛选机器。 如果说,在科举具有强盛生命力的诸多原因中，与儒家理论相适 应这一原因是封建时代所特有的，那么，“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公 平竞争、择优录取这一因素则超越了封建时代,是科举制得以长期存 在的根本原因。科举（考试）之公平从一开始即为人所识。早在唐末五 代时,就有人感叹科第之设，使有才干的草民得以出人头地,无其才的 王孙公子沉迹下僚。［3］到明代,科举已被人们视为天下最公平的一种 制度，以致时人有“科举,天下之公；……科举而私，何事为公”之说。 [4] (pll)历史一再说明，在古代中国这样一个深为人情、关系、面子 所累的国度，以荐举为核心的任何一种选才方法或制度最终必然出现 权贵把持、徇私舞弊之弊病。唯有以考试为核心的科举制度,方从制 度上堵住了 “任人唯亲”之漏洞。科举虽存在不少问题，但“圣人不 能使立法之无弊,在因时而补救之” [5] (p3150-3151)o故立法取士， 不过如此。一千多年间虽经许多尝试,却没有任何人找到一种更为有 效的能够取代科举这种考试选才方式的制度。 然而,科举毕竟在清末走向终结。究其因，外部原因是清政府的内 忧外患，内部原因则在科举自身，是缘于考试内容和操作者而非制度 本身。“如果把(科举)制度比喻为一条流水生产线，那么需要由这项 制度来操作的具体内容就像投入流水线上的原料。……产品的优劣并 不仅仅取决于流水线本身，还与投入的原料及操作人员有关。 “ [6] (p263—265)科举之所以到后来无法正常发挥其积极功用，就是 因为其内容数百年僵化不变。的确，自始至终，人们在非议科举时，很 少甚至几乎没有人否定其制度本身，而将讨论或改良集中到考试内容、 考试形式以及录取的地域均衡等方面。千余年考试内容僵化的积重难 返,是科举终结之根本原因。 在高考制度恢复已逾20年、弊端亦日渐严重的今天，“某些人似 乎更多地看到了考试制度的各种弊病，因而患了 ‘历史健忘症’，忘 记废除考试制必然带来的更大的弊病,甚至荒诞不经、费尽心机要为 当年的‘推荐制寻找某种合理性，想再以此来补考试之弊，的 确是吃错了药。” [7]就算古代的科举离我们太远而容易被遗忘，那么 中的“推荐制”和“”后的“保送生制度”实行不久即被异化 为“走后门”的情形，岂不是历历在目？更何况，这些情形无不是科举 建立之前的推荐制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