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教育中的西方近代教科书《格致须知》与中国近代新式教科书.docxVIP

近代西方教育中的西方近代教科书《格致须知》与中国近代新式教科书 教科书和人类其他文明通过收集和传播而取得的。鸦片战争以前,没有近代的普通学校,只有启蒙教育和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私塾和书院,初学《三字经》、《百家姓》,进而读四书五经,不存在现代学校所备的教科书。石鸥教授认为,“现代意义的教科书应该满足如下条件:第一,产生了现代学制,根据学制,依学年学期而编写出版;第二,有与之配套的教授书(教授法、教学法)或教学参考书,教授书内容要包括分课教学建议,每课有教学时间建议等;第三,依据教学计划规定的学科分门别类的编写和出版。”因此,中国最早的现代意义教科书应以19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教科书》系列为标志。在此之前,各类学堂中开始出现了与传统启蒙读物不同的教学用书,通常被称之为新式教科书。这其中,1882年出版的《格致须知》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套由专设教科书机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专为学堂学生教学而编撰的新式教科书,编撰者是晚清最为有名的科技翻译家、宣传家、教育家且毕业于师范院校的傅兰雅。这套教科书前后盛行近三十年,影响极大。“1903年,清政府采用的教科书中就有傅兰雅所编的《重学须知》、《力学须知》、《电学须知》、《声学须知》、《光学须知》、《水学须知》、《热学须知》、《动物须知》、《植物须知》等。”笔者十分有幸见到《格致须知》第1集共8种,“如今,翻天覆地的变革虽已过去,遗存的教科书却述说着不可抹灭的意义。”作为在中国长达34年的时间、不讲经布道、殚精竭虑以传播西学为己任的伟大学者,教科书中蕴含着傅兰雅怎样的传播西学态度?与他的科学启蒙之路探索实践又有着怎样的关联?为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奠定了怎样的基础?在中国从传统教育走向近代教育并最终融入世界教育发展过程中有着怎样的特殊贡献?本文试对此作初步探寻。 一、 学校藏书委员会 正如费正清在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导言中所言:“虽然历史学界关注的中心问题,每代各有不同,但就中国近代而言……一个需要阐明的重大问题就是外来影响的程度和性质。”伴随着教会学校以及洋务学堂的发展,西学译书成为缺乏新课本时期的教学用书。于是,为学堂教学系统编撰新式教科书是当时急需解决的问题。 1.“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中国近代第一个教科书专业编撰机构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传教士获得在内地传教的权利,教会学校迅速扩大。据1877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的报告,从1842至1877年,全国基督教办的学校有350所,学生5 975人。“随着教会学校数量增多和影响增大,合适的教科书,尤其是各种科学类教科书在中国十分需求。”当时,有传教士就开始自己编译教科书,如同治三年(1864年)狄考文在登州文会馆即自编教科书,供该校学生使用。但这种自编自用的方法不能相互交流,教科书质量也参差不齐。传教士们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应当通力合作,共同解决。如狄考文指出:“教会学校的成败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拥有好的和适用的教科书。”于是,专门的教科书编撰机构应运而生。 “清同治光绪年间,基督教会多附设学堂传教,光绪二年(1876年)举行传教士大会时,教士之主持教育者,以西学各科教材无适用书籍,议决组织‘学堂教科书委员会’。该委员会所编教科书,有算学、泰西历史、地理、宗教、伦理等科,以供教会学校之用,间以赠各地传教区之私塾。教科书之名自是始于我国矣。惟现已散佚无从可考。”1877年5月,“学校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正式成立,统一编订教会学校教科书。该组织对外称为“益智书会”,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编辑出版教科书的专门机构,“教科书”一词即由此而来。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委员有丁韪良、韦廉臣、狄考文、林乐知、傅兰雅等,傅兰雅被推举为干事。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有两项,一为编辑出版教科书,一为建立统一的译名。经过委员会数次商讨,初步决定编初级和高级的两套教材,包括数学、天文、测量、地质、化学、动植物、历史、地理、语文、音乐等科目。关于教科书的内容,要求包括:“一、初级和高级的教义问答手册,以直观教学课的形式,各分三册。二、算术、几何、代数、测量学、物理学、天文学。三、地质学、矿物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解剖学和生理学。四、自然地理、政治地理、宗教地理以及自然史。五、古代史纲要、现代史纲要、中国史、英国史、美国史。六、西方工业。七、语言、文法、逻辑、心理、哲学、伦理科学和政治经济学。八、声乐、器乐和绘画。九、一套学校地图和一套植物与动物图表,用于教室张贴。十、教学艺术,以及任何以后可能被认可的其他科目。” 2.傅兰雅:中国近代翻译西书最多的传教士 傅兰雅1839年8月6日出生在英格兰肯特郡海斯镇一穷苦牧师家庭,从少年时代就对中国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并常和同学们谈论自己心目中的那无比神秘的中国。为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