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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翻译观与翻译目的论 翻译是一个接受性的传播者。翻译的理想是促进郎才女式的天然同气。译坛论争纷纷, 也是因为有的人喜欢新娘质朴诚笃, 有的人则偏爱新娘风姿卓绝。无论是实践的译者还是评判的翻译学家, 在论述翻译时实际上都是在比较原文译文之间的匹配性。我们熟知的翻译理论中有的主张译文必须在译入语的文化语境中具有和原文在其自己的语境中同等的美学价值和认知内涵;有的则相信翻译应该以传达原文的风格面貌为宗旨。侧重点不同, 共同关心的还是如何把原文传达到译文中去。翻译理论界目前比较引人注目的释意学派和文字翻译论之间的争论, 一方主张得意而忘言;一方强调展示原作的文字特色, 这两派翻译理论其实并不是像有的评论家认为的那样是截然对立的。两派理论试图回答的是一个同样的问题:对原文的忠实度应该体现在哪个层面上或者说, 什么样的译文才是原文的合格的对等物 然而, 翻译工作还可以有另外一个目标, 翻译理论或立场还可以有别的立足点。以异于常规的目标为出发点的翻译工作, 常常是一些目光超常的人物在进行。多年前在美国发生的一场翻译争论就很难得地把一种不同凡响的翻译观推到了前台。 美国老资格的文学评论家威尔逊在著名的《纽约书评》上发表长篇评论, 批评一部新出版的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英译本 (Wilson, 1965) 。这是一篇非常令人惊异的翻译批评。威尔逊在文中罗列了他在英译本中发现的许多翻译错误, 不少错误可以说是很基本的语言错误。例如, 译者居然写出“listen the sound of the sea”这样的句子, 忘记了listen是个不及物动词, 小学生也知道应该说“listen to the sound of the sea”。又如, 译者写的“Buyanov, my mettlesome cousin, toward our hero leads Tatiana with Olga” 这样的句子也不对头, 正确的英语应该是 “Tatiana and Olga” 而不是 “with”。还有, 译者把一个古词 “loaden”当作过去分词使用, 实际它的过去分词是 “loadened”, 译者又把 “dwell”的过去式 “dewelt” 错拼写成“dwelled”, 把“automaton”的复数式当作是“automatons”, 实际则应该是“automata”。还有, “remind one about me” 显然也是一个语法错误, 初学英语的人都知道, 正确的句型是 “remind somebody of something”。另外, 在整部译作中, 译者显得缺乏对当代英语的感觉, 使用了许多现代英语早就摒弃不用的旧字废词, 如 “rememorating, producement, curvate, habitude, rummers, familistic, gloam, dit, shippon, scrab” 等等。英语读者几乎无法流畅地读这部英译本。 从威尔逊举的这些错误例子来看, 翻译这部俄国文学名著的似乎是一个英语水平低下的人, 那么为什么要由威尔逊这样的大家来批评这样的低级译本呢 问题是, 这位译者不是等闲之辈, 而是文学大师纳博科夫。没有人会认为纳博科夫的英语水平有问题, 包括威尔逊自己。在他那篇毫不客气的批评文章中, 威尔逊一开始就承认, 大家都知道纳搏科夫使用英语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都欣赏他机巧而漂亮的英语创作。他是当代英语文学的数一数二的文体大师, 你可以不喜欢《洛丽塔》的故事, 但是没法不佩服这部小说的精致细腻的语言。是不是在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时, 纳博科夫粗疏大意, 草率从事, 犯下这么多的低级错误 恰恰相反。纳博科夫目空一切, 普希金却是他衷心钦佩的少数前辈之一, 翻译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则是纳博科夫作为生平的最重要的事业来进行的。他从1950年开始着手翻译, 前后化了十多年的心血才最后完成这部译作。无疑, 纳博科夫是对他的英译本寄予莫大期望的, 决不可能是率尔操觚, 才给评论家落下话柄的。纳博科夫如此地翻译普希金, 包括使用那么多威尔逊认定是错误的词句, 都是有其深刻的思考的。 国内有评论者把纳博科夫翻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当作是一个极端直译的例子 (董广才, 李学东, 2004) , 实际上纳博科夫另有自己的翻译目标, 这个目标不能以直译或意译的畛域来界定。纳博科夫在反驳威尔逊时举例说, 他把“listen”用做及物动词, 并不是因为俄语里相应的动词是及物的, 他不是因为扣着字直译才扭曲了英语的句法, 俄语里也有个和英语的“listen to”一样的结构。他选用及物结构, 是因为在英语文学里曾经也有这样的用法, 拜伦在《唐璜》里就有这样的一句:“List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