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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士与秦皇岛的政治国方略比较 公元前1000年中后期，波斯帝国和秦朝帝国相继在亚洲大陆的两端崛起。为了巩固新创的帝国,大流士、秦始皇都进行了改革。大流士在波斯帝国推行了行省制,并实行军政分权,规定贡赋制度,统一币制,修筑驿道等;秦始皇也实施了类似的政策、措施。例如,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卫、监(实质上也是军政分权)”,“一法度量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始皇二十七年“治驰道”,三十四年“焚书”,三十五年“坑儒”(《秦始皇本纪》)。应该说,两位帝王巩固统一实行专制的政策和措施是基本相同的。但两大帝国的历史命运却截然不同:被认为是一个靠强力建立的松散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联合体的波斯帝国延祚200余年(前550—前330),顺时而立的秦帝国则只存在了15年(前221—前206)就灭亡了。导致两个帝国不同国运的原因是什么呢?本文试图通过对两帝国的创建者——大流士一世与秦始皇的治国方略的比较辨析来解释上述现象。 一 对被伺服地区的统治和压迫 如何控制被征服地区事关整个帝国的存亡和稳定。为此,除了极力强化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权外,波斯帝国与秦帝国还分别推行了军政分权的行省制和郡县制。大流士把波斯帝国划分为23个行省,每个行省相当于一个被征服的独立国家或民族。大流士治理国家,实行“大统一,小自由”的方针,各行省在保障中央的主权和国家统一的前提下,享有较多的自治权。这些被征服地区“都保留着它们自己的特性、风俗和法律。各项通行律令对于它们一概都有拘束力,但是并不损害它们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特性,并且保护它们、维持它们……有些邦国甚至有它们自己的国王;同时每一国都有它的明显的语言文字、军备、生活方式和风俗礼制”(P230)。这说明,大流士一世对被征服地区的控制是较为宽疏的。在大流士统治时期,“帝国境内各非波斯民族继续保有其多数地方性政策”(P271)。中央政府在行使主权时,“给现存的地方政权以行政自由”(P271),在一些行省还“保存有地方的法律(巴比伦、埃及、犹太),地方的度量衡制度,行政区的划分(如埃及之划分为州),租税的不可侵犯性和神庙与祭司集团的各项特权”(P606)。尽管大流士曾下令埃及总督,让他修订法律,但根据有关资料判断,该时期埃及法律没有重大改变。巴比伦法律也一仍其旧,“《汉谟拉比法典》仍在继续使用”(P199)。日本史学家谢世辉在论及波斯帝国长期延存的原因时首先指出,波斯皇帝“巧妙地利用了旧的机构和各民族的自治”(P89)。美国学者也认为,大流士实行了“对隶属民族的宽待与保护政策”,能“宽宏大度地对待被征服民族”(P98)。 比较大流士而言,秦始皇对统一于秦帝国之下的山东六国的政治控制则是严密的。郡县制的推行无疑有利于巩固统一,但这一制度毕竟是适应秦帝国统治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政权组织形式。郡县制特别是郡县下属的乡、里、什、伍编制,把人民群众纳入更加严密的统治体系之中,加强了对劳动人民的统治和压迫,控制人民的迁徙自由。这种统治、压迫最终激起了被征服地区持续不断的反抗。 如何对待被征服地区的上层分子,这也是大一统帝国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大流士一世十分注意任用被征服地区的上层人士,尤为器重埃及和巴比伦的祭司阶层,给他们以种种恩惠。在帝国的行政机构中,波斯人虽然占据绝对优势,几乎垄断了所有军政要职。但在各级行政机构中,也吸纳了许多其他民族的代表人物,在埃及、小亚细亚、巴比伦和其他地区,通常都有本地人担任法官、市长、国家武库管理人。如“在波斯波里斯王室经济中,负责人是波斯人,但会计师却是埃兰人”(P96)。在大流士统治时期,被征服地区“原有的君主通常还都保持着他们的特殊权利”(P234)。可以说,大流士吸取了居鲁士的成功经验,有效地罗致了被征服地区统治阶级中的代表人物,成功地将这股强大的异己力量和大一统的不利因素,通过怀柔政策化解为波斯帝国统治的阶级基础,从而成为维护帝国统一的积极的社会力量。因此,波斯统治阶级与其所征服地区的上层分子逐渐合流,他们共同维护着强大的波斯帝国的专制统治。从大流士完成统一直到波斯帝国灭亡,被征服地区上层的反抗基本未曾发生。这说明大流士的政策是成功有效的。 秦始皇对六国旧贵族的政策则是残酷镇压和严加防范,基本上没有采取怀柔和利用政策。在统一的新形势下,秦始皇对防止六国贵族死灰复燃倒是极其警觉。但问题的另一面是,如果这种警觉性趋于极端,那么就会将本来即具有强烈反秦思想的六国旧贵族彻底推向自己的对立面,使其成为统一帝国的破坏力量。应该说,这是秦始皇统治政策的一大失误。在其高压政策下,六国旧贵族铤而走险,多次策划了反秦和刺杀秦始皇的行动,而当陈胜登高一呼,六国旧贵族则群起响应,与起义农民联合诛灭了暴秦。 二 大流士统治的刑罚体系 与政治上的控制相辅相成,大流士和秦始皇十分注重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