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中的数罪并罚制度.docxVIP

《唐律》中的数罪并罚制度 唐律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接近、最完整的法典。它不仅是唐以后宋、元、明、清各代法典的蓝本,而且对日本和东南亚各国的法律制度也产生过很大影响。尽管《唐律》受到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但不可否认,有些是合理的东西。 数罪并罚制度,是刑法中一项重要的刑罚制度。《唐律》对此规定至为详尽。在我国法学界,专门研究《唐律》中的数罪并罚制度的论著较少,或过于简单。本文就此作些浅析,以求教于法学界的同仁。 《唐律》第45条“二罪从重”条和第29条“犯罪已发”条,规定了数罪并罚制度。主要有三种情况: 一、 赃罪的并罚原则 所谓“二罪俱发”,是指二个或二个以上罪行同时被告诉。对此,由于犯罪性质的不同,并处的原则也不同。 1、非应累的二罪以上俱发,采取吸收原则,“以重者论”,且“不累轻以加重”,即以重罪吸收轻罪的办法来处理。如果两罪轻重相等,则只处罚一罪。此所谓“等者,从一”。所谓“非应累者”,是指性质不同的犯罪,但二罪同属赃罪的除外。一罪为赃罪,另一罪为赃罪以外的罪,也为“非应累”的二罪。同为赃罪的二罪系应累之罪,即使性质不同的赃罪,其赃也应累加治罪,为应累之罪。累是相加之意。对于应累之罪,不用此法。 罪的轻重比较,以各罪的宣告刑为标准,所处的刑罚的刑种或刑度高者的重罪,刑种轻或刑度低者为轻罪。但是,“若重罪应赎,轻罪应居作、官当者,以居作、官当之罪为重罪。”也就是说,如果重罪依法听赎,轻罪应当住在配所服劳役或者以官当罪者,则反以轻罪为重罪。 2、以赃致罪的处罚原则 对于同为赃罪的并罚原则,总的来说,采取使重赃之罪依赃的总额的一半治罪释刑。《唐律》对此规定甚为周备,细分为下列三种情况: ①同种性质的赃罪,即《唐律》中规定的“频犯”。频犯既似于现代刑法中的连续犯,又与连续犯存有区别。所谓“频犯”,是指行为人在不同时间内连续犯同一赃罪或同时对不同物主犯同一赃罪。对于频犯,“并累科”。所谓“并累科”,就是累而倍之。此处的倍,不是加倍,而是倍半。《疏仪》解释道:“假有受所监临,一日之中,三处受绢一十八匹,或三人共出一十八匹,同时送者,各倍为九匹而断。” 然而,对于下列频犯,《唐律》规定则不采取“累而倍之”的原则,而采取“累而不倍”的原则。这些频犯是:第一,监临主管官员受收共同犯罪案件中各被告人共同出给的财物;第二,监临主管官员连续受收同一被告人的财物;第三,监临主管官员连续盗窃自己主管范围内的财物。 ②性质不同的赃罪,即所谓“罪法不等者”。并罚原则是“以重赃并满轻赃。各倍论”。也就是说,把各罪的赃数累加起来,按重赃之罪依总赃的半数决定刑罚。 ③一事分为二罪。所谓“一事分为二罪”,是指一个犯罪行为同时触犯两个赃罪。它不同于现代刑法理论中的法条竞合,也不同于想像竞合犯。对此,按照从一重赃之罪按赃的总额处罚。 第一,同类性质的犯罪,则累计其赃,以一罪处罚。例如,一人将值绢五匹的私马换取值绢十匹的官马。依照《唐律》,以私物换取官物,计算换物价值相等的部分,以准盗窃罪论;计算换物所得财利,以盗窃论。那么,此人五匹绢依准盗窃罪论,应处徒刑一年,五匹绢盗窃论,也应处徒刑一年,依法累加计赃作十匹绢,以准盗窃罪判处徒刑一年半。 第二,不同类赃罪,则累计其赃以重赃之罪处罚。例如,某官吏非法擅自征税,在一户人家额外征得绢五十匹,将其中四十五匹缴入公家,己得五匹。缴入公家的四十五匹,以坐赃论,应处徒刑二年半;己得五匹,以枉法论,也应处徒刑二年半。依律累计其赃为五十匹,以坐赃论,判处徒刑三年。 对于赃罪的并罚,无论是“累而倍论”,还是“累论”,通有“罪止”条时,不能突破罪止刑罚的限制。 二、 赃罪的处罚原则 一罪已经论决,之后发现余罪。对余罪的处罚也因罪质不同而不同。“已经论决”,既包括已经作出判决刑罚尚未执行完毕,也包括刑罚执行完毕之后。 1、非应累之罪,仍采取吸收原则。余罪轻于或等于已决之罪,则余罪不予处罚;如果余罪重于已决之罪,则对余罪作出判决,前罪的刑罚已经执行的部分算进后一判决所判处的刑罚之中,前罪的刑罚不予执行,此所谓“重者更论之,通计前罪,以充后数”。 2、已决之罪与余罪同为赃罪。余罪的处罚原则依下列情况而有差异。 ①同质赃罪。分为两种情况:第一,余罪与已决罪属于频犯。则将余罪之赃倍之,依律处罚。所处之刑轻于或等于前罪之刑,则不追究余罪的刑事责任;所处之刑重于已决罪之刑,则将前罪已执行的刑罚计入余罪的刑罚之中,只执行余罪的刑罚。例如,某官吏枉法,分受甲、乙、丙、丁四人财物,各有八匹之赃,乙丙二人先发,赃有十六匹,倍为八匹而科流,除名己讫;甲丁二人后发,倍为八匹仍科流,故后发之罪勿论。不能将前后二罪累而倍之,为十六匹,断为死罪。第二,余罪与已决罪非为频犯或为“累而不倍”的频犯。对此,则累加前后二罪的赃数;以赃的总额处罚。例如,某甲枉法,受财十五匹,七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