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化视野中的东亚和东南亚音乐.docVIP

汉文化视野中的东亚和东南亚音乐 从古代典籍的记载看，中国音乐主体上是作为交通天人的方式产生的。它最初用于检测季节交替，制订历、度、量、衡；同时也用于向神灵献祭的仪式。因此，“乐”这个概念，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乃意味着“雅乐”或“礼乐”。①参见王小盾《上古中国人的用耳之道》，《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中国音乐学史上的“乐”“音”“声”三分》，《中国学术》2001年第3期。这样一种音乐观念，随汉文化的流传而流传，其范围同汉文化所覆盖的时间和区域相当。 “乐”概念在东亚和东南亚的传播，是依靠古代汉文化另外两个要素实现的：一是汉字，二是儒学。汉字、儒学、礼乐这三者，可以说是古代汉文化的三个支柱和三个价值标志。它们代表汉文化区各部分的共同传统，相互配合而发生作用。比如，礼乐制度，以儒学为思想理论的基础；儒学，以汉字为记录和传播的手段；礼乐，既是儒学的行为表达，又是汉字的重要的符号补充。汉文化从中原向周边的渐次扩散，事实上是这三者所组成的系统的扩散。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以礼乐为主体的音乐。由于音乐有通人心的功能，不仅反映人的思维并作用于人的思维，而且反映人的感情并作用于人的感情，因此，在古代东亚和东南亚，能够较全面地体现主流价值、主流性格的事物，可以说是产自中国的音乐，特别是礼仪音乐。关于汉文化的发生与传播，关于历史上出现的汉化运动，关于古代中国价值向周边的推广，较具表达力的事物，也是这种联系于汉字的音乐。 考虑到以上缘由，本文拟就“汉文化视野中的东亚和东南亚音乐”这个题目作一讨论。这场讨论意味着，我们所要考察的音乐，是以汉文化共同体为背景的。这个共同体，不同于以行政区为标志的共同体。它包含这样一个要求：打破行政区的限制而观察隐藏在不同行政区之间的文化共同性。因此，它代表了对于音乐本质及其核心功能的关注。 一、朝鲜半岛的音乐 首先应该考察朝鲜半岛。若以今天的中国版图为“华夏之域”，那么，汉文化最早到达的域外地区就是朝鲜半岛。此地在历史上被称作“嵎夷”和“东夷”。据《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唐尧时期曾在嵎夷设观日出之官；夏少康以后，东夷人归化，来献乐舞；到周武王时代，则有封箕子于朝鲜，教民以礼义田蚕之举。②《后汉书》卷85，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2807、2808、2817页。上古时代的朝鲜半岛音乐，于是有了“东夷乐”“昧乐”“韎乐”“离乐”“侏离之乐”等名义。③韩致奫《海东绎史》，影印李朝钞本，载《朝鲜汉文史籍丛刊纪传体》（第一辑第9册），巴蜀书社2014年版，第402页。这种音乐曾用于“助时生”的祭礼，奏乐之时，乐人持茅而舞。④《白虎通疏证》（上册）卷3，中华书局1994年版（点校本），第109页。从文化地理的角度看，其族群可以分为两系：北方濊貊、扶余人“常用十月祭天，昼夜饮酒歌舞，名之为舞天”，又“以腊月祭天大会，连日饮食歌舞，名曰迎鼓”；南方马韩人则“常以五月田竟祭鬼神，昼夜酒会，群聚歌舞，舞辄数十人，相随踏地为节；十月农功毕，亦复如之”⑤同注②，第2811、2818、2819页。。在中国，这类歌舞称作“踏歌”。 朝鲜半岛人是在公元15世纪创造并推广自己的表音文字的。在此之前，各种历史事项都记为汉字。因此，以上记录意味着，上古之时出现了汉文化的东渐。根据古书所记的以下事项，可以相信，早在古朝鲜时代————相当于传说中的檀君朝鲜时代和史籍所记的箕子朝鲜、卫满朝鲜时代————朝鲜半岛有了礼仪音乐。比如，关于箕子受封至古朝鲜，《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和《汉书·地理志》都做了记录。⑥金富轼撰，李康来校勘《三国史记》，Hangilsa publishing Co. （汉城）1998年版，第224页下——225页上；《汉书》卷28（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点校本），第1658页。朝鲜朝的书籍则说：“箕子率中国人五千入朝鲜，武王因封之，都平壤，是为后朝鲜。教民礼义、田蚕、织作，设八条之教。”或者说：“箕子率中国五千人入朝鲜，其诗书、礼乐、医巫、阴阳、卜筮之流、百工技艺皆从而往焉。”⑦权近（1352——1409）《东国史略》，载《朝鲜汉文史籍丛刊》（第2辑第1册），巴蜀书社2017年版，第3页；徐居正《东国通鉴》（1485年成书），载《朝鲜汉文史籍丛刊》（第2辑第1册），第107页。而《高丽史·乐志》记载后世所作《西京》《大同江》二曲，也把其渊源追溯到这位殷末周初人箕子。⑧《高丽史乐志》（中册），韩国延世大学东方学研究所影印本，景仁文化社（汉城）1961年版，第668页下——669页上。尽管研究者对箕子其人的真实性尚存有怀疑，但不妨把以上记录理解为：早在殷周相交之际，大陆和半岛之间有过一个移民浪潮，礼仪乐舞在其时开始进入朝鲜半岛的音乐传统。扬雄《方言》记周以来方言，提及“朝鲜”一名达27次，提及“洌水”（大同江，流经平壤、德川等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