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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的色与空 《红楼梦》的悲剧意识非常丰富。我的粗文《丢失和寻求》（见《红楼梦学报》第九版）有点粗糙。更不用说平面错误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不是基于对家人的要求。 一 “色”、“空”观念 几乎可以这样说,任何一部小说都会存在感情的驰逸与理智的思考这样两种成分,有时候,两种成分的界线是容易分辨的,比如,我国章回小说和话本小说中那些带着主观评议色彩的各体文字,就是理智性的或是带着感情色彩的理性成分;在大多数情况下,二者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理智的思考,总是潜藏和融合在感情的倾泻之中,因而二者之间是一种混茫统一的关系。二者间有时也会出现矛盾,矛盾的内容、性质及其对艺术效果的影响因作家作品而异,不可一概而论。存在这种矛盾,可能使作品产生程度不同的不协调感,但在大手笔的鬼斧神工下,有时倒反使作品内蕴更为丰富,力度更加增强,艺术魅力也更显示出一种特殊的光彩。《红楼梦》中感情与理智的关系既是高度协调统一的,同时又存在矛盾对立的因素。这种因素,非止一端,如既同情和哀惋贵族家庭的没落,又毫不容情地写出了它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又如,既赞赏凤姐的聪明才智,又再现了她的心狠手辣……如此等等,还可举出不少。但最值得探讨的是,作者既以赤子之心,真诚地投入创作之中,真实地展示了以爱情悲剧和家族盛衰为主的生活画面,而在对这一切进行归结时,却又陷入了以“色”、“空”观念为主的理性的自欺之中。这种感情的真诚与理智的自欺交错撞击,在客观上构成了《红楼梦》传导“大无可如何”的悲剧意蕴的特殊途径之一。 为了下文论述方便,有必要先阐明对“色”、“空”观念理解的一些基本看法: 其一,曹雪芹不是先有“色”、“空”观念,然后去敷衍情节,塑造人物,以表现这种观念,而是在揭示充满复杂矛盾的现实生活和塑造各种人物形象的过程中,在追求理想而又找不到实现的途径,在理想幻灭而又无法对之进行科学解释的过程中,才借助于“色”、“空”观念以表达自己的迷惘与失望,并通过带有诠释性的诗词和情境描写来渲染“到头一梦,万境归空”的思想。龚自珍《能令公少年行》末尾云:“少年万恨填心胸,消灾解难畴之功?吉祥解脱文殊童,著我五十三参中。莲邦纵使缘未通,他年且生兜率宫。”看來,作为一个写下不少佛学论著,礼拜过前代佛教大师和居士,与当代和尚、居士相交往,甚至还参与某些佛教迷信活动的作者,在这里完全是在宣扬通过习修佛法來达到解除胸中万恨的目的,是要“逃禅一意皈宗风”,躲进佛国的天堂,皈依在天台宗门下了。其实不然,因为从全诗抒写的重点和抒发的感情来看,主要是表现作者现实的强烈愤懑和对理想的热烈追求。“逃禅”云云,虽有幻想遁世的消极因素,但实质上仍然是非如此就不足以宣泄愤懑的反映。而不是先用禅宗思想來观照现实,再由愤于现实的黑暗而畏避“逃禅”。在这里的“禅”,是在文学家观照下用以与现实相对抗的一种不定型的观念,现实与“逃禅”之间因果顺序关系是不能颠倒的,否则,就会喧宾夺主,很容易阉割诗中本来是属于不满现实而追求理想的基本精神。不少涉及宗教思想的古代文学作品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大抵可以作如是观。而这也正好可以用之来作为我们研究《红楼梦》有关问题的一种参照。 其二,对“因空见色”等四句谒语,不宜在严格意义上作佛学解释,更不宜用佛教中某一宗派的理论来进行解释。因为曹雪芹虽然受有佛教学思想影响,但他并非佛教的虔诚信徒,更不是为了宣扬佛教教义来进行文学创作,而是文学家的哲学思想,即只是利用某种与佛教有关的概念来表现某种特定情境下的认识与思想感情,而不是用来塑造佛教徒形象或传布严格意义上的佛教哲学,从而便带有相当的灵活性和为我所用的色彩。所以我们在理解这四句谒语及其他有关佛学术语时,既不能离开佛学概念去任意进行解释,又不应脱离书中大量形象描写和全书的整体倾向去作纯学术性的诠释,而应不粘不脱地与书中有关描写结合起来进行灵活解释。 其三,曹雪芹不只是受佛家思想影响,同时受儒、道两家的影响。众所周知,儒、释、道三家思想既有各自的特点与畛域,又互相吸收补充,甚至发展到三教合流的地步。尤其在士大夫阶层中,他们对佛、道两家的哲理和高层次修养方法方面的探索,更表现出明显的互补与互融,如道的所谓“收心真观”与禅宗的“即心即佛”就有诸多沟通之处,前者认为要得“道”,就必须做到“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无感无求,寂泊之至”,“收心离境,住无所有,不著一物,自入虚无,心乃合道”,后者则认为在修持中应具有“凝心人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的内在功夫。道家提倡的坐忘、绝色想的方法与禅学的“不净观”法,也有相通之处。如此等等,还可举出不少。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曹雪芹对诸家思想的吸收与扬弃,都是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去进行取舍消融,形成具有个性特点的认识,而不是学究式地搬来套用。所以当他借用佛家的“色”、“空”观念来表达某种理性认识时,至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