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城市文明和生活.docxVIP

农民工的城市文明和生活 城市农民工的流动行为在缓解中国农村劳动力短缺的压力、合理配置劳动力空间、补充城乡劳动力结构、繁荣市政经济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缺乏社会合法性的制度认同和城市主流经济文化的接纳,以及存在社会的歧视性政策等,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民工对自我未来的心理预期的发展,对自身能否在城市立稳脚跟直至融入城市生活持一种怀疑态度;而在另一方面,农民工(尤其是“没有务农经历”、“不会干农活”、“不喜欢务农”的新生代农民工(P67))对家乡农村和农业的依恋在减退,不愿或无法回归农村社会。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虽身居城市,却无法作为一个永久性居民被接收,或只能在农村和城市之间作“候鸟型”的循环流动,呈现一种“钟摆”状态,因此拿农民工群体自己的话来讲,这可称之为“双重边缘人”。本文试图对这种“双重边缘人”自我认同的形成及社会影响作些粗浅的分析,以供进一步的探讨: 一、 理解自己即地理位置 美国早期著名的社会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的“镜中我”(looking-glass self)概念认为,一个人的自我观念是在与其他人的交往中产生的,一个人对自我的认识是关于其他人对自己看法的反映,在想象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之中形成自我的观念。因此自我人格的出现与发展经历有三阶段:首先,我们觉察自己在他人面前的行为方式;其次,我们领悟别人对我们行为的判断;第三,基于对他人反应的理解,我们评价自我。(P148)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城市农民工“双重边缘人”自我认同的形成借鉴上述理论可解释为:当农民满怀着希望和追求来到城市,却从流入地居民、组织机构的态度行为中感受到了歧视、冷落和排斥,甚至始终被“打入另册”。他们对城市生活既充满依恋与向往,又对不能融入城市社区感到失落;既有挣钱开了眼界的自豪满足感,又有低城里人一等的自卑自责。梦想挫败之余,他们感到自己是一个既不同于城市居民,又异于家乡农民的“双重边缘人”。具体来讲,这种自我认同的形成是通过城市和农村两个区域的向外推力完成的,这两种推力不仅方向相反,而且方式存在着显著差异,其中城市是通过对农民工自我心理预期不断进行消极否定性评价起作用的,而农村则是对农民外出务工积极赞赏性评价发挥效力的,这两种方向相反的作用共同施加在城市农民工身上,不仅造成了他们自我人格矛盾和斗争的痛苦,也导致了他们身份的模糊和不确定性,对自己的未来不能明确定位:是要做城里人,还是回乡当农民?下面针对这两种不同的外推力分别作具体分析: (一) 城市农民工外推力在新时期表现出的基 我国经济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城市自身不仅面临新增就业人口的压力,而且还存在大量富余下岗人员再就业的问题,再加上传统城乡分割的基本格局和偏袒城市居民、限制农民进城自由择业和竞争的观念并未根本转变,因此城市对农民工的外推力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并在新时期表现为: 1. 对农民工的态度 虽然城市人对农民工的认识和态度与过去相比有所转变,但在日常生活中对农民工的抱怨和歧视还是随处可见的。这也导致一个令人感到困惑的现象:城市原居民一方面在享受农民工提供的服务和方便,他们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农民工(如一些大城市春节期间出现因民工回乡过年居民买不到饭吃、垃圾没人清扫的现象),另一方面却在不停地抱怨、鄙视农民工,认为他们扰乱了社会治安,破坏了城市文明和公共卫生。如果瞧不起、敌视别人,可能还只是一个心理的问题,但假如将某种“瞧不起”试图通过某种规则和制度确定下来,那将是一个社会的公正问题了,就如上个世纪美国种族歧视严重时期公交上划出的“黑人专属区”。 2. 由村民到市民 尽管他们在职业上实现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转化,但在社会身份上很难实现由村民到市民的过渡。“制度安排的惯性使改变了生活场所和职业性质的农民仍然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从而造成了流动农民的生活地域边界、工作职业边界和社会网络边界的背离”(P32),结果使农民。 3. 对农民工的报酬过低 如果找不到工作或报酬太低,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他们在城市里就不能立稳脚跟。农民工在城市里所从事的职业多是一些城里人不愿干的脏、苦、累、重活,不仅非常辛苦,而且报酬很低。这固然与农民工相对较低的文化素质和贫乏的专业技能有关,但是户籍对他们的职业选择也起了很大的限制。城市户籍不仅是一种身份的代表,这种身份的背后还存在许多特殊的利益,如医疗和养老保险、住房和食品物价补贴等。即使是从事同样的工作,农民工的实际收入也比城里人低得多。一些用人单位在招工时人为地对外乡人设卡,对民工的报酬任意克扣、拖欠、盘剥。所有这些都增加了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成本和加剧了他们的经济困难。 4. 社会对于劳工的歧视太多 很多农民工感到当地政府管理部门在处理问题时偏袒本地居民、欺负他们,对他们动辄罚款。一些部门甚至拿着上级政府有关文件中一般性或模糊性规定,要民工交纳各种“培训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