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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翻译与中华文化谈版本的使用 “陌生化”是翻译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一术语原文是defamiliarization, 是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诗人西默斯·希尼在其著作中的一节“翻译的影响” (Heaney 1989:36) 中提出的。它指的是翻译过程中译者适当抛弃语言的一般表达方式, 将译入语的表达世界变得“陌生”, 以更新译者和读者已丧失了的对语言新鲜感的接受能力, 使翻译确实地履行传播信息, 促进不同民族间相互理解和交流, 在不同文化间架设桥梁的功能。 我们说某些译者丧失了对语言新鲜感的接受能力, 并非空穴来风。直到1998年仍然有人认为:“Among the blind, the one-eyed is the king”译成“在盲人国里, 独眼为王”不符合汉语习惯和表达方式, 应用形象替换, 译成“山中无老虎, 猴子称霸王”。另一论者在其1993年出版的著作中也建议“能用中国谚语就尽可能加以套用”。这说明, 直到90年代, 这种坚持套用汉语固有模式的倾向仍然大有市场。 我国文化界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在其《翻译与中华文化》一文中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大视野:中华文明延续至今数千年, 并没有消逝, 秘密在于翻译。中华文化有两次重要的翻译运动, 一是翻译印度的文化, 一是翻译西方的文化。季老把这两次翻译活动称为“从印度来的水”和“从西方来的水”。他把中华文化喻为一条河, 有时水满, 有时水少, 却从未枯竭, 因为有两股水注入, 保持和活化其生机。他说:“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常葆青春, 万应灵药就是翻译。” (见《中国翻译词典》序言,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7) 邢福义先生说:“语言与文化关系之密切也许可以用‘水乳交融’来形容”。 (邵敬敏 1995:42) 因此翻译对于文化的“活化”就不可分割地包括着对汉语语言的“活化”。而对于汉语的“活化”就要求译者对汉语保有一种强烈的现代敏感, 要敢于在译入语——汉语中带进一种把汉语敲击出炫目火花的陌生力量——造就一种陌生化的新鲜和锐利。 陌生化与汉语的纯洁性是一对矛盾。纯洁性是汉语赖以生存的根基, 而陌生化则不断地增强着汉语的活力, 两者相得益彰, 不可或缺。翻译史已经昭示:外域语言现象初进译入语, 难免有陌生之感, 但是正如思果所说, “有些生硬的洋话, 经过时间这个熨斗熨来熨去, 也渐渐变得自然了。三十年前特异的说法因为一再为人采用, 已经成了‘土产’, 再过一两代也许给人视为陈腐。” (思果1996: 48) 这番话实实在在是深谙陌生化原则、深谙翻译之道的至理名言。在我们已经迈入21世纪门槛, 面临着文化加速度 (cultural accelera￣ tion) , 世界已成为地球村的今天, 译文陌生化已成为这一对矛盾中的主要方面。 一、 “作为”的内涵解释 香港学者董桥 (1998: 5) 曾谈到:“‘作为’是一个教人非常忧心的词语。罪魁祸首是英文里的as。”他认为To abolish as soon as possible Hong Kongapos;s status as a port of first asylum的汉译“尽快取消香港作为第一收容港的地位”中的“作为”应当取消。他随后认为“你作为一位大美人实在不必……买化妆品了”可以改为“你是个大美人, 不必……”。其实董先生的话又对又不对。说它对, 是因为汉语的“作为”确实是汉语汲取英语as的养分而出现的新句法现象。说它不对, 是因为引进的“作为”, 其常用意思是指人或事物的某种暂时性或附带性的特征。我们说“香港作为第一收容港”强调的是, “香港”这个范畴大于“第一收容港”, 两者并不相等。陈平原的著名论文《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也要作如是观:“文学史家”只是鲁迅的一个侧面。读者看到这一题目会立即意识到:作者在文中要探讨的并非一般所说的鲁迅思想家、杂文家、小说家的地位, 而是他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贡献。此例说明:借自英语as的“作为”, 比董桥先生所用的“是”表达更为精密准确。再如, 传统汉语极富意合性短句。著名学者王佐良在他逝世前出版的《中楼集》一书中批评说, 这种句子“容易造成单一化”, 认为“有的思想是迂回曲折的, 须要长句才能表达。所以用长句也是对单一化的一种对抗。” (王佐良1995: 78) 《修辞通鉴》 (成伟钧等1991: 267) 认为, “欧化句式……会使说话更细致, 更严密, 并能起突出内容, 加强感情等作用, 产生积极的修辞效果。所以这种句式逐渐被汉语所吸收。”可见, 鲁迅早在几十年前提出的汉语不够精密, 因此“要借翻译输入新的表现法”, “陆续地吃一些苦, 装进异样的句法” (罗新璋1984: 283) 具有何等的卓识和超前性。这里的“新”和“异样”均指陌生化。陌生化在句法上充实了本土文化。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