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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的住房消费与阶层地位的相关性研究 根据18号提出的新型城市化目标，农民工市民化已成为未来小城镇建设的重要战略路径之一。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 我国进城农民工总量已达到2.6亿, 他们的居住仍以雇主或单位提供住宿为主, 且呈现出合租住房比重上升、自购房比重下降的趋势 (国家统计局, 2013) 。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 绝不是简单的空间地理意义上的位移, 更多的是从思想观念到行为方式, 包括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的转型与变迁, 其中, 住房消费是农民工城市消费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也是其阶层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依据。但是, 在既有的农民工住房研究中, 从消费视角切入, 将阶层、认同与住房消费关联起来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利用2010年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资料 (CGSS 2010) , 对农民工的住房消费与阶层认同进行分析, 探讨以认同概念搭建住房消费与阶层身份之间关系的可能性。 1 住房、阶层和身份：理论渊源和研究假设 1.1 居住与社会生活 西方学术界关于居住和阶层的研究总体上可归纳为三种逻辑: (1) 空间决定论。19世纪40年代, 恩格斯在对英国曼彻斯特社会居住空间模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首次提出了居住空间与阶层的对应关系。随后, 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将空间的社会属性进一步扩大, 他们甚至将城市社会中的一切问题或现象都看成是城市空间所决定的。而真正将“住房”作为阶层研究变量的是新韦伯主义。1960年代, 雷克斯和穆尔通过对英国工业城市伯明翰一个内城区斯巴布鲁克的住房与种族关系的经验研究, 提出了“住房阶级” (housing class) 理论, 为城市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框架 (Rex, JMoore, R., 1967) 。桑德斯将住房阶级的讨论深入一步, 认为现代社会中观察一个人的住房情况比留意他的工作更重要, 可以按照人们的住房状况划分为不同的阶级 (Saunders, 1984) 。 (2) 人居匹配说。这一派的学者主张以阶层为自变量决定空间优劣, 认为人居匹配既可以获得社会同一阶层的相互认同, 又可保持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 但是由此而形成的居住分异和社会区隔也成为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 (3) 住房的地位获得观。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 居住空间与社会地位可以互相印证, 这就促使个体寻求跨越阶层, 追逐更大、更多住房的动力;而对政府则从消减社会阶层差异、缓冲阶层冲突的角度提供更多的住房福利政策。这三种逻辑的共同点是将居住艰难与社会阶层做切割, 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居住这一生活方式与社会阶层的划分、演进及结构化之间的深度关联 (闵学勤, 2012) 。 在我国, 住房差异也一直被看成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城市居民阶层差异的一个主要方面 (Szelényi Ivan, 1983;Bian, Yanjie etc., 1997;刘精明, 李路路, 2005) 。在国家再分配体制下, 住房主要被视为一项福利, 是通过工作单位进行分配的 (Whyte, Martin KingWilliam L.Parish, Jr., 1984) 。住房不平等仅存在于占人口大部分的一般群众和少数的“再分配精英”之间 (Szelényi Ivan, 1978) :分配给前者的住房面积相当小, 仅能满足必要的生活需要;而后者在住房面积和质量上享有特权。这一概括适用于改革前的中国城市住房分配逻辑 (Howe, Christopher, 1968) 。而改革后,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国家住房政策、土地利用政策的演变, 福利分房时代的宣告终结, 新兴的住房市场逐步被开发, 并在改革的浪潮中迅速成长起来。住房, 作为一种商品, 被纳入到消费流通领域, 这意味着住房已然成为一个你必须有一定的消费能力 (经济资本) 才能够拥有的东西。显然, 市场体制下, 住房消费本质上是一个阶层分化的现象:收入、职业和其他一些阶层变量决定着人们的住房产权、面积大小和居住质量 (Logan John R.David Moloch, 1987) 。边燕杰等对中国“五普”数据中城市居民住房资料的分析上指出, “住房”已经成为改革以来城市居民分层中一个日益重要的方面。是否拥有住房产权是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指标, 而拥有产权的比率从非精英到专业精英再到管理精英依次递增 (边燕杰, 刘勇利, 2005) 。刘欣在对CGSS 2003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后, 认为中国城市的中产阶层, 尤其是中产上层, 因其收入相对丰厚, 拥有了较大面积的家庭住房 (刘欣, 2007) 。郑辉、李路路也认为, 精英的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使得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等精英群体均在城市拥有面积更大的住房 (郑辉, 李路路, 2009) 。近些年, 笔者也颇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