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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随迁子女异地高考政策的理论分析 大规模人口流动是中国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革之一。在户籍制度等社会管理体制的影响之下, 进城务工人员 (农民工) 的流动严重地引发了他们的身份危机, 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及其升学问题也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众所周知, 经过近10年的努力, 农民工随迁子女就地接受义务教育的政策问题已得到较大程度的缓解。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异地 (中) 高考的政策诉求逐渐成为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后政策问题的自然延伸。目前, 学术界就异地高考政策所面临的困境、政策内容及其效果评价的分析较多, 但是针对异地高考政策是如何形成的, 以及究竟哪些因素影响了异地高考政策制定过程则关注不够。着力回答这两个问题, 将有助于明晰异地高考领域诸多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 发现制定异地高考政策的更好途径。本文拟从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的视角出发, 对异地高考政策制定过程加以分析, 以期有助于对该问题的认识。 一、 行动情境下的情境 从1982年起, “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 (institutionalu3000analysisu3000andu3000developmentu3000framework) 一直是埃里诺·奥斯特罗姆 (Elinoru3000Ostrom) 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这一框架“是一个关于自然和物质条件以及共同体属性如何影响行动舞台结构、个体所面临的激励及其结果产出的通用术语”, 同时也是一个相互嵌套的复杂系统 (见图1) , 它由外部变量、行动情境、行动者、互动、结果及其评估准则等元素构成。 其中, 行动舞台 (actionu3000arena) 是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的最核心术语, 它是行动者群体或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支配和博弈合作以及解决公共事务的社会空间。行动舞台包括行动情境和在该情境下的行动者。借鉴博弈论的形式化语言对行动情境进行描述, 奥斯特罗姆认为它主要包括: (1) 行动者数量; (2) 行动者占有的职位; (3) 行动者所面临的行动选择数量; (3) 行动者在决策点所拥有的信息; (4) 行动者能够集体影响结果的类型; (5) 连接行动者、行动和结果的函数及对于行动和结果所分配的报酬。而行动者可用如下要素来描述: (1) 行动者带给情景的资源; (2) 行动者对世界状态和行动的评估; (3) 行动者获取处理保留和使用知识与信息的途径; (4) 行动者用来选择某种行动路线的过程。行动者在一定的行动情境之中, 将产生一系列的互动行为, 譬如获取资源、竞争与合作、冲突、监督以及协商等, 最后这些互动行为会产生一定的结果。结果是否达到行动者所期望的状态, 则需要通过一系列评价标准来衡量, 譬如经济效率、再分配、财政平衡等标准。 奥斯特罗姆认为, 自然和物质条件、共同体属性、应用规则共同决定着行动情境并对其产生重要影响, 是影响行动舞台的三个外生变量。行动舞台内的行动者, 其策略选择会受到自然和物质世界属性的影响, 譬如, 资源的排他性、竞争性、资源流动的衰减性、稀缺性等。同时, 共同体所普遍接受的行为规范、共同体内成员对行动结构的共同理解、生活在某一共同体中的人们偏好的异质性、相关共同体的大小及构成成分, 以及资源在哪些受影响的人们之间的分配等因素也是影响行动者行动策略的重要变量。此外, 应用规则 (即使用中的规则) 是参与者之间共同认可的强制性描述, 它是关于什么行动是必需的、禁止的或者允许的强制性规定。具体而言, 这些规则包括进入和退出规则、职位规则、信息规则和偿付规则等, 它们都是影响行动者行动策略的重要因素。行动舞台中的行动情境和行动者在外生变量的影响下, 相互作用并产生结果, 又直接或者间接影响着三组外生变量和行动舞台。 从逻辑上讲, 适用于公共事务研究的制度分析与发展分析框架, 同样也适用于农民工随迁子女异地高考事务治理的研究。从上述理论视角出发就会发现, 尽管异地高考政策制定过程涉及复杂的行动参与者, 但从组织体制层面上看, 政策是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即省级政府) 这两个层面上形成的, 因此, 可以分别把他们称之为中央政策舞台 (以下简称“中央舞台”) 和地方政策舞台 (以下简称“地方舞台”) 。此外, 大量的利益相关者也参与到异地高考政策制定过程之中, 他们与 (中央、地方) 政府组织以网状的方式结合起来, 形成了异地高考政策过程的“非正式舞台”。中央舞台、地方舞台、非正式舞台相互联结、相互作用, 共同影响着异地高考政策制定过程的走向。 二、 异地高考政策的基本特征 行动舞台作为因变量是自然和物质条件、共同体属性、应用规则三个外生变量作用的结果。当用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分析异地高考政策时, 三个外生变量可具体描述为: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现状、价值观与农民工随迁子女分布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