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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的当代解读城邦、民众和广场 一、 作为政治哲学的古希腊哲学与“自然哲学” 西方的“政治”一词和“政治”一词来自“城市”的概念。“政治”和“政治”这个词后来被称为“政治”和“政治”，它的来源是对西方政治的秘密理解。在后面的章节中, 我们还将分析中国的“政治”概念及其不同理解。无论什么样的政治都是试图处理利益和权力的问题, 但却可以有非常不同的道理。 城邦与哲学可能是希腊留给后世影响最大和最深远的成就。除此之外, 另外一项特别值得一提的成就是希腊戏剧, 它创造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大众文化, 这一大众文化的精神水平如此之高, 远胜于今天的“精英文化”。这多少说明了, 大众文化未必非堕落不可1(这是一个有趣的文化政治问题, 暂不讨论) 。城邦不仅创造了西方意义上的政治, 而且创造了哲学。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是在城邦环境中发生的, 尽管哲学所讨论的不都是政治问题, 但哲学这一意见对抗的讨论方式本身就是政治性的。至于在此之前已经有了的那些被后世追认为“自然哲学”的思考, 其实是对世界的美学想象。希腊哲学的发展转折点正是苏格拉底的政治哲学转向导致的。苏格拉底转向确立了意见世界的对话/争论结构, 这一对话结构定义了意见世界的政治性质。正如部族之间的单纯战争不是政治, 而只有当谋求合作才形成政治, 意见之争也只有当形成理性对话才具有政治性, 否则就仅仅是市井争吵。而作为政治的意见之争需要城邦这一环境。列奥·斯特劳斯关于政治哲学的出现有个非常简明的解说:“政治哲学出现在雅典。所有政治行动的目的或为了守成或为了变革。想要守成, 就是不想变坏;而要变革, 则是想要变好。于是所有政治行动的指导思想总是某种关于好和坏的观点……当人们明确地试图获得关于好生活和好社会的知识, 政治哲学就出现了”。2希腊哲学因政治哲学而得以奇迹般地发展, 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城邦这一政治奇迹的出现。 城邦是一个政治创新。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我们先要问清楚什么是城邦。可现在常常听到人们在争论城邦的性质”3可以得知, 即使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时候, 希腊人自己也并不见得能够非常清楚地界定城邦的意义。亚里士多德相信理解城邦必须先理解公民, 他的定义是:“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 我们就说他是那个城邦的公民;城邦的一般含义就是为了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4不过城邦国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创新, 这多少是个问题。阿伦特说:“城邦国家的兴起意味着人们获得了除其私人生活之外的第二种生活, 即他的政治生活。这样每个公民都有了两个生存层次:在他的生活中, 他自己的东西 (idion) 与公有的东西 (koinon) 。”5如果按照这个说法, 城邦就是个彻底的政治创新了。但喜欢追溯事情的连续性的历史学家们未必完全同意这个截然的区分, 他们很快就从希腊城邦的某些特征追溯到了荷马时代甚至迈锡尼时代。摩尔根就相信城邦政治并非“新鲜的原理”或者“独特的发明”, 而是历史悠久的习惯制度。他指的是, 城邦之前的英雄时代里, 希腊部族本来就有了酋长会议、民众大会 (agora, 阿哥腊) 和军事首领 (basileus, 巴塞勒斯) , 只不过这些后来被改造为元老院、公民大会和执政官6。这里产生两个重要问题: (1) 既然在城邦之前, 希腊人就已经有了公共政治生活, 多少类似于后来的民主形式 (因为早已有了agora) , 那么, 城邦在什么意义上是个政治创新? (2) 如果城邦确实是个政治创新, 那么, 导致这种政治创新的条件是什么? 二、 法律至上的原则 也许希腊城邦并非完全创新, 而是继承和革新。为什么在城邦之前的希腊人就有了某种程度的公共政治, 由于缺乏历史材料, 就很难解释清楚了, 而且在历史问题上过分追溯, 恐怕很快就追溯到动物世界了, 这样做好像有些走题。不仅是希腊人, 事实上有许多原始部族都有“某种程度的”公共协商活动。按照传说, 中国远古“五帝”时代也有类似情况, 那时的首领似乎比较大公无私, 不仅愿意把领导权“禅让”给更为年富力强的杰出人物, 同时还要征求人民的意见, 虽然不是公共选举制度, 但类似于推举和公众评议制度。当然, 也许远古希腊人的公共生活尤其突出一些。尽管不可能知道当时的历史是如何“一步一步”进行的, 但仍然可以分析在逻辑上最可能的情况。为什么在远古时代的部族首领愿意发展某种公共生活?可以这样想象, 在生产和工艺技术水平都很低的远古时代, 物质水平或物质财富非常有限, 部族首领所能够享用的物质并不可能高出部族普遍成员太多, 特权所能够带来的物质私利并不构成让人意志崩溃的诱惑 (从一些出土的中国远古遗址可以看到, 即使是“宫殿”, 也是非常简陋的, 比古代一般农家土房也强不了多少, 只是面积大一些而已) , 并没有太多纸醉金迷的东西。生活水平差距不大, 以权谋